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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高佳
编辑 | 翟瑞民
卢思骋在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中深耕了二十年。他是中国香港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1992年，卢思骋参加了联合国在巴西举办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受这次参会的影响，他决心从事与环保相关的工作，希望参与中国的环境保护变革。
卢思骋曾先后在多个环保组织任职，曾担任过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参与过多家民间环保组织的治理，包括担任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等职位。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下简称“WWF”）是在中国开展实地工作的第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和中国政府关系良好，2013年卢思骋任职WWF中国总干事，开始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议题。
2020年，卢思骋在WWF的任职期满。在离任前，卢思骋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总结多年来得环境保护工作经验。卢思骋认为：“现在人们对水、土、大气的环保意识有明显提高，但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这些更为严峻的议题认知仍然滞后。”
卢思骋（右二）和WWF的全球总干事一起考察滨海湿地。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界面新闻： 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决定从事环境保护工作？
卢思骋： 我19岁时作为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了1992年在巴西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因此有机会去马来西亚，到沙捞越州（注：砂拉越州，旧称沙捞越，是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州，三分之二土地是热带雨林区）的热带雨林进行考察。那时，亚马逊森林、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森林消失速度都还没加快，全球森林砍伐的热点在马来西亚。在沙捞越，我们发现当地原住民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受到跨国企业，尤其是日本的伐木公司的威胁，这给我很大冲击。我在城市里长大，少年时期度过的80年代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我从来没想过，去日本料理店吃寿司之后丢掉的一双筷子，会影响到在地球另一端生活的人，导致他们的家园被破坏。从那之后，我希望为环境保护做些事，并于2000年就到了北京做环境保护工作。
界面新闻： 刚进入21世纪时，中国公众对环保问题的认识是怎样的状态？
卢思骋： 20年前，环境议题在中国是非常边缘的议题。2001年，联合国召开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时，关于中国野生大豆遗传资源的话题受到关注。我们想找媒体报道，联系了当时最优秀的媒体，但几位该报的记者都跟我说：“中国老百姓现在关心经济发展、改善生活，你们关注的题目太遥远了，不适合做报道。”那时，该报作为中国最为敏锐的媒体，对于环境议题的认知都是很局限的。
几年后，中国近百名企业家想为环保做些事，他们首先选择的环保题目是荒漠化治理，2004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这些企业家当然有责任心，也是高瞻远瞩的，但我们现在回想过去的20年，会发现荒漠化跟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是不太相关的。在那个年代，企业家们计划为中国环境做些事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预见性，没有考虑到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会带来对水、土、气候方面的影响。这不是批评，而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有远见的人们已经知道要做环保，但方向还弄不清楚。
界面新闻： 在中国环保公众参与度较低的情况下，你与政府部门合作时有哪些思考？
卢思骋： 2009年，我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做《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环境评估报告》。当时上海市政府委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独立第三方为城市做评估，看上海市在2000至2009年为世博会准备期间，如何利用世博会的机遇进行城市升级。
评估期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上海市政府对生活垃圾的处置。21世纪00年代前期，上海老港垃圾填埋场已经建成，它的处理量在亚洲排首位。但很快政府就发现，虽然上海的人均垃圾生产量比欧洲低，每人每天生产一公斤左右垃圾，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快，垃圾填埋场会提前被填满。2003年前后，市政府建起了固体废物焚化炉，2005年前后，又开始推广MBT（Mechanical Biological Treatment），用机械动力和生物技术处理固体废物，MBT类似循环利用的回收中心，把没有从源头进行分类的垃圾在末端进行有效分类。
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站在环保组织的立场，要想有效地支持决策制定者，只靠坚持原则性的立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抛开天方夜谭，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考虑，一步一步走，最后达到目标。
界面新闻： 在本世纪初时，人们对环境议题的认知常常是滞后的，现在这种问题仍然存在吗？
卢思骋： 现在环境议题不再是边缘议题，人们对水、土、大气的环保意识有明显的提高。我想，2011年冬天，关于雾霾的讨论成为舆论热点，这是中国民众环境保护意识突飞猛进的转折点。在那之前，很多地方比如西安、成都，早就出现空气污染问题，但老百姓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讨论，不知道雾霾是什么、来源于哪，更不知道应该如何提出解决方案。
但在其他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上，我们的认知仍然是有滞后的。以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例，企业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两个议题比较无感，采取的行动也很少。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共识，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国际领先的，但真正在做碳披露、定减排目标的企业少之又少。我们跟许多民营企业家讲这个问题，他们会觉得太遥远了，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应该关心的事。这种说法跟20年前我刚开始做环保工作时常听到的说法一样。
界面新闻： 通过这些年跟中国企业的交流，你认为他们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有哪些变化？
2006年年底，万科集团的王石找到我，说想了解森林破坏的情况，我安排他跟在亚马逊森林的同事联系，他坐飞机在森林上空飞行，自己考察了亚马逊森林。王石回到国内以后向我表示，万科要承担责任，也想避免森林进一步受破坏。建筑行业是木材利用程度最高的行业，但那时没有追踪系统，企业的供应链不会说明木材来源是否合法，是否是毁林的产物，所以我建议他，可以跟WWF协作在供应链上做改革，要求木材来源必须合法的，让供应链变得透明。
后来我问王石：“在其他企业家都没动起来的时候，为什么你要主动这样做？”他说：“我们做企业不是只想做一年、两年，我们希望长久的发展，做百年老店，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改革，成为绿色企业不是为了未来，是为了从今天开始加强企业的竞争力。”
我觉得这是很有远见的看法。对他来说，从财务报表上来讲，做环境保护不是一项开支，而是一项投资，他相信这样做未来会带来回报，如果不这样做，企业则可能会被淘汰。
界面新闻：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重点工作领域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你在2013年选择进入WWF工作，是希望参与其中，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的受关注度吗？
卢思骋： WWF的长处是携手政府和企业，加快解决方案落实。我选择到WWF工作是因为觉得，环境问题慢慢形成共识以后，我们需要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一只脚在体制内，一只脚在体制外，能推动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现。
近些年，环保组织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生态位”，自己在环保领域的角色。比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每年提供两三亿公益基金支持草根NGO，它是一个“捐赠者”，推动环保组织的发展。自然之友是最老牌的草根NGO，许多民间环保人士对它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最近几年，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自然之友有很耀眼的成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要做信息公开，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政府公布的数据，也是独特的角色。各个机构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分工有合作，像一个足球队，共同面对对手——破坏环境的污染者。最近这些年，国内的NGO确实更有团队意识，也更清楚自己的“生态位”，但如果把环保看作比赛，我们这支队伍离拿到“地球联赛”的冠军还差得远。
界面新闻： 相比国外NGO，目前国内环保组织的短板主要在于哪些方面？
卢思骋： 对国内环保组织来说，没有公募资格，没办法用成本最低的方法募集环保公益资金，这是首要的短板。再者，国内环保组织没发展成一个成体系的行业，不能给从业者的职业规划提供完整的路径，容易造成人才流失。另外，国内环保组织的专业能力还不足以应对当前正面临的挑战。例如“生态文明”的概念已经提出多年，但很少有NGO能切实讨论对未来绿色中国、美丽中国有怎样的具体想象。最后，民间环保组织的主体性不强。我们常常把西方的立场翻译过来，组成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立在中国的土地上，思考中国的未来，这是国内环保组织需要探索的方向。
界面新闻： 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成本高的问题是很多环保组织遇到的难题，对此你怎么看？该如何改变？
卢思骋： 环境公益诉讼在中国刚刚起步五年，还处于发展初期，的确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部分诉讼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费过高就是这其中一个显著问题，若要解决，一方面可以由司法部门结合社会资源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法院或原告组织用于鉴定费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将现有适用于检察机关的减免鉴定费用政策扩大至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当然，社会各界进一步支持环境社会组织增强专业能力和运营资源，是一直需要推动的方向。（注：近日，深圳市通过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地方性法规。规定明确，深圳设立生态环境公益基金，基金来源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和社会捐赠等，实行慈善信托管理。该基金不仅可以支付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费用，也可用于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