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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的拉希德至今没有走出丧子之痛。那是他的长子，纳迪尔，23岁。
出发前两三周，纳迪尔才把偷渡的决定告诉父亲。
“留在突尼斯，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拉希德回忆着送别儿子的情景，嘴角抽搐，眼泪没有流下来。
1.
拉希德是省政府的一名公务员，算得上中产阶级。一家5口住在市中心的祖宅，四室一厅，门前是车棚和小院。
纳迪尔的房间挂着舒马赫的海报。他从小喜欢赛车，偶尔在自家车棚给朋友捣鼓修车。
拉希德说，儿子之所以要去欧洲，是因为对前途“彻底失望”。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纳迪尔学了点汽修技术，打算开间小修车铺。他好几次向银行申请贷款，只是没有结果。
他们生活的吉比利省位于突尼斯南部。比不上那些东部沿海地区，这个挨着撒哈拉沙漠的地方只能靠沙漠旅游和种椰枣，维持着经济。
而政府部门的低下效率，用这个公务员的话说，“正在扼杀年轻人的任何一丁点希望。”
“他就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拉希德说，这里失业率高，物价飞涨，年轻人逐渐失去信心，对国家前途，也对自身命运。
2.
拉希德记得，非法移民是从2011年之后才多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铤而走险，希望去欧洲“改变命运”。
儿子纳迪尔的同行者中，有几个小时候的玩伴。其中一个人落水后被海事人员救起，捡回条命。
在得到不公开他姓名的保证后，这个小伙子告诉我们，蛇头通常是船主——他们在全国各地发展线人，再由线人网罗偷渡客源。
偷渡的“广告”在社交网站上就能找到。
联系到当地线人后，纳迪尔和同伴每人交了3500第纳尔（约合9300人民币），然后就收拾衣物，告别家人，动身前往一个叫斯法克斯的东部海滨城市，再分批坐轮渡登上20公里外的盖尔甘奈岛。
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引起警察注意。蛇头先安排他们在岛上等了两天，直到那天夜里两点，他们坐着一艘舢板出海，换了一艘大一些的船，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又登上开往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的船。
纳迪尔他们是最后一批上船的。
将近100个偷渡者挤在一起，活下来的只有差不多一半——船开了没多久，一艘本国军舰撞上来，45条生命连同他们的欧洲天堂梦，一起沉入地中海。
拉希德永远记得那一天：2017年10月8日。
3.
盖尔甘奈这座不起眼的小岛，因为这桩海难出名了。
这里不到1600人，原先几乎见不到外人。以前人们只知道这里新鲜的章鱼、海蟹在突尼斯颇受欢迎，如今发现还有偷渡这个地下产业。
生在小岛上的艾曼就帮朋友接待过偷渡者，安排他们在岛上落脚，也因此被警方调查过。
他只有19岁，高中毕业后在父亲的咖啡馆帮忙。咖啡馆面积不大，顾客都是周边邻居。大家聚在一起，点杯茶或咖啡，能聊上半天。
而偷渡者是几乎不出门的。他们大多是外地人，担心岛上的警察盘问，只能群居在蛇头提供的出租房里。
艾曼说，一间卧室一般住10多人，最多时挤下近30人，每人每天还要向蛇头交50第纳尔（约130人民币）的住宿费。而蛇头提供的食物，一根法棍要5第纳尔（约13人民币），是市价的10多倍。
至于什么时候能出发，还要看天气条件、海警巡逻强度等因素，有些偷渡者就在岛上等了将近一个月。据艾曼讲，夏末秋初通常是偷渡最猖獗的时候。
4.
12月的地中海南岸，阳光温暖、明媚。盖尔甘奈岛的大片荒地正逐渐被绿色覆盖，与湛蓝海面形成自然分界。
9个月前，从首都来的小伙子贾卢勒也是从这里出发，经兰佩杜萨，再坐船到意大利本土，最终抵达移民法国的亲戚家。为了船票，他向蛇头交了3800第纳尔（约1万人民币）。
贾卢勒是“幸运”的八千分之一。据突尼斯当地民权机构报告，今年前11个月，以非法移民方式抵达意大利境内的突尼斯人有将近8000个，其中三分之二在20-30岁间。
报告还说，约40%的突尼斯人希望去欧洲，绝大多数是年轻人。除了因为找不到工作，贾卢勒说，还有“欧洲天堂的自由、繁华和舒适”。
对23岁的纳迪尔来说，“欧洲天堂”成了永远无法触及的彼岸；而对他那位死里逃生的伙伴而言，那不过是一段100多公里的冒险旅程。
他说：“我还会再试一次。”
（来源：新华国际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