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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国《华尔街日报》编辑珍妮特·奥黛米】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对于出生在1981-1996这一时期的“千禧一代”美国人来说，他们所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事实上，许多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毕业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美国年轻人至今仍未从那场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背负沉重债务的“千禧一代”已经在职业发展道路上慢了一拍，而眼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这一代人造成的打击会更加不利于他们在职业道路上追赶比他们年长的世代。
贾克琳·希门尼斯（Jaclyn Jimenez）大学期间曾在父亲的公司里实习，由于2008年经济形势不好，她毕业后并没有找到一份比得上实习岗位的工作。虽然她已经降低了求职目标，但办公室助理或药店售货员的职位还是让她很难接受。随着信用卡待还数额不断累积，她不得不在一家婚纱店里安顿下来。后来她利用在这份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在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获得了一个销售职位。她在这家百货公司做出了成绩，甚至一直做到了部门经理的职位。然而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国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她失去了工作。
圣路易斯联储（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曾表示，已经有480万美国“千禧一代”年轻人在这场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中失业，贾克琳·希门尼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与那些年长的“X世代”（指1965-1980期间出生的美国人）和“婴儿潮一代”（指1946-1964期间出生的美国人）相比，美国的“千禧一代”在疫情中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冲击。
“生活太艰难了，我一直相信自己一定能有转机，我一直在向前跑，跑着跑着看到了一丝亮光，如今却遇到了疫情和经济衰退，我还有希望获得我父母那一代人曾拥有的发展机会吗？”34岁的贾克琳·希门尼斯对我说。根据皮尤中心今年5月的调查数据，美国“千禧一代”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2.5%，这个数字比“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的失业率要高。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美国的休闲娱乐业、餐饮业、酒店业等行业的从业者大多比较年轻，而这些都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
对于美国的“千禧一代”来说，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很难开启自己的职业道路，很难获得经济独立，因此也就很难像比他们年长的世代那样买房、结婚、生子。甚至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千禧一代”的收入也比年长的毕业生要低。研究显示，与其他年长世代相比，美国“千禧一代”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在工资较低的公司工作，这已经导致这一群体的收入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与经济学教授耶西·罗思坦（Jesse Rothstein）表示：“这种现象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在运行过程中出了问题，人们在社会上谋生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圣路易斯联储则指出，美国“千禧一代”在相同的年龄比年长世代所占有的财富要少，四分之一的“千禧一代”家庭资不抵债；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六分之一的“千禧一代”家庭无力支付400美元的急救费用，而在全美国这个比例仅为八分之一。我们可以预见，在疫情爆发前就处于弱势的美国“千禧一代”如今在严重疫情之中会被其他世代越落越远。
今年35岁的凯特琳·罗布尔斯（Caitlin Robles）2007年毕业于康涅狄格州的圣心大学（Sacred Heart University），并获得了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她说当时很幸运，毕业后能够留校负责学校网站的日常维护工作。不过由于背负着6.7万美元的助学贷款，每个月还要支付650美元的合租费用，她希望能再找一份工作。最终，她在一家名为Massage Envy的健康管理加盟店找到了一份每周工作15小时的前台工作。她打算长期做这份兼职，直到把助学贷款还清为止。然而9年过去了，她不但没有辞掉那份兼职，而且还把工作时间延长到了每周30小时——因为助学贷款的利率提高了，此外她还要支付膝盖手术的费用。
虽然她在两份工作中都获得了职位晋升，但每年7万多美元的总收入还是不够偿还那些贷款。为了节省开支，她放弃了家庭旅行；在每周70小时的工作压力下，她也没有时间再去交男朋友。为了提高自己的信用额度、降低贷款利率，凯特琳·罗布尔斯去年从403（B）退休账户中借了3万美元用来偿还助学贷款。她打算在5年内还清所有贷款并开始存钱，这样她就有望在40岁之前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了。然而在实现买房梦想的道路上，她还是遇到了麻烦。
今年3月，Massage Envy健康管理加盟店由于疫情停业了，直到6月才恢复营业，在这3个月里，她仅有一份收入。即便恢复了营业，她也只能每周在店里工作7小时，因为店里并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为了资金链不致断裂，她为退休账户借款的偿还申请了延期。现在她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下自己的房子了。“我不想像现在这样工作一辈子，我本以为未来已经有了出路，可现在我又失去了方向”，凯特琳·罗布尔斯对我说。
一些经济学家很忧虑地指出，美国“千禧一代”在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就业时所遭遇的困境可能从未消失。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经济学家凯文·林兹（Kevin Rinz）去年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从2008年到2017年的10年里，由于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美国“千禧一代”平均每人损失了约2.5万美元收入，大约是他们总收入的13%。而对于“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来说，这个比例分别只有9%和不到7%。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千禧一代”与年长的世代相比更有可能在低薪岗位上工作。此外，凯文·林兹还指出，虽然“千禧一代”的就业率提高得更加迅速，但他们的收入水平并未同步提高。
一些人口学家认为，收入不稳定已经让从24岁到39岁的美国“千禧一代”推迟或放弃了生育子女，一些人甚至因此满足于同居而不愿踏入婚姻。“千禧一代”还导致美国的结婚率于2018年创下了最低的历史记录，随后美国的总生育率也在2019年创下了最低记录。“在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就经历两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当然会对其经济状况、职业前景乃至其他家庭问题造成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凯文·林兹说。
1991年与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共同创造了“千禧一代”这一说法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尼尔·豪威（Neil Howe）认为，经历两次冲击的“千禧一代”与1901-1924期间出生的“军人一代”（G.I.generation，G.I.即government issue，意为“政府发放的军需品”——观察者网注）十分相似。美国的“军人一代”先是经历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由之引发的经济衰退，然后又经历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大萧条”。不过，还是多亏了战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教育普及，美国的“军人一代”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地位。
35岁的迈克尔·拉菲迪（Michael Rafidi）是一位厨师，在过去10年里，他一直在费城、华盛顿和旧金山的顶级餐厅里工作，他的理想是有一天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2016年，迈克尔·拉菲迪开始为开一家一流的黎凡特风味餐厅筹集资金，目标是100万美元。在资金到位之后，他给餐厅起了Albi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中有“我心”之意。今年2月20日，餐厅正式开门迎客了。“我从未想到开业时间是如此的不合适。本来华盛顿的餐饮业正越来越兴旺，我的店有一流的装修，就餐环境极好，一切都很完美”，迈克尔·拉菲迪说。在开业之初的那段日子里，Albi餐厅生意兴旺，甚至一桌难求。但仅仅三周之后，新冠疫情爆发，迈克尔·拉菲迪不得不关掉餐厅，只接外卖订单，菜的种类也少了许多。虽然开工不足，但他还要支付工资，为此他还贷了款。他现在只能在室外营业，另外最近还开始提供咖啡和点心以增加收入。“我很担心，我已经把这些年攒下的所有钱都压在上面了”，迈克尔·拉菲迪对我说。
圣路易斯联储的政策分析专家安娜·肯特（Ana H.Kent）指出，在美国“千禧一代”年轻人中，拥有学士学位者的人均收入是学历较低者的4倍。不过，在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的“千禧一代”与年长的其他世代比起来却收入较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耶西·罗思坦（Jesse Rothstein）教授一直在研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他发现，2005年左右走上职场的毕业生遇到了所谓的“严重的结构性突变”——也就是说，在某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每一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都比前一年的要低。他得出结论，前一届毕业生遇到的不利就业局面可能对后来其他届毕业生们的就业率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此前有研究机构认为，在经济形势很糟糕的时期找工作的那些年轻人将遭受长期的“惩罚”，而耶西·罗思坦教授的研究为看待此观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令耶西·罗思坦教授感到意外的是，在2007-2009衰退期过后，已经工作过的人群的就业率出现了显著提高，但应届生在找工作时并未从这一良好势头中受益。以2015年的应届毕业生为例，2007-2009衰退期过后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复苏多年，但这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并不理想。2015年的应届毕业生当时基本为24岁，他们在2015年的就业率为79.8%。可是如果考虑到24岁以上毕业生在2009年到2015年之间的就业率提升速度，2015年24岁的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应该是81.6%才算正常。“我本以为2017年或2018年的毕业生会有相当不错的就业率，但其实数据也不太理想，对此我也无法解释”，耶西·罗思坦教授说。
也有人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创建了Kairos风险投资基金的安克尔·简（Ankur Jain）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帮到那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上个月，Kairos风险投资基金通过CareAcademy公司和Care.com网站为数千名毕业生提供了上门复健工作岗位，该基金还将为年轻人承担必要的职业培训费用。虽然上门复健服务一般来说收入较低，但Kairos基金的这个项目给毕业生们提供了成为执业护士的通道。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目前的上门复健工作当作跳板，为将来进入医疗行业工作做好准备。“我们在做的就是为年轻人们提供一个安下心来脚踏实地谋生的机会”，Kairos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安克尔·简对我说。
面对2008年之后的第二波经济衰退，美国“千禧一代”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学历。与年长的世代相比，“千禧一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更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这一优势必将体现出来。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千禧一代”也将填补那一代人空出来的工作岗位。此外，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Z世代”今年年龄最大的也有23岁了，他们将承受更高的失业率，而且面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萧条，他们这一代人将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前文提到过的在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做到管理岗位的贾克琳·希门尼斯毕业于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大学期间她曾在父亲的电路板设计和制造公司里帮忙，每年收入4.5万美元，她就是靠这笔钱读完了大学。2008年毕业的她本以为很快就能找到比4.5万美元年薪更好的工作。然而在一份又一份简历发出去之后，她才发现找一份工作是如此艰难。即便是办公室文员或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也要有5年工作经验才行，而她才刚刚毕业。随着父亲公司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差，她开始不再排斥CVS药店或迪士尼乐园的时薪制岗位。可即便如此，她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由于实在很需要一份收入，她最后不得不去母亲曾工作过的一家婚纱店求职。在银行收走父母贷款抵押的房子时，她几乎要崩溃了，那是她和妹妹们从小长大的地方。最后，她和两个妹妹以及另外一个表妹一起合租了一套公寓，她不得不靠刷信用卡度日。“那段日子真是压抑极了，生活里一点亮光都没有”，贾克琳·希门尼斯对我说。
2013年，贾克琳·希门尼斯还在职业道路上奋力挣扎。她辞掉了婚纱店的工作，并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在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卖婚纱的工作，收入是时薪12美元加销售提成。这样她每年可以赚2.2万美元。虽然她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份稳定的收入，但由于销售不是想象中那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她还是有些不甘心。“我不可能满足于干销售的”，她对我说。不过她并没有辞掉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的工作，毕竟那里还有上升的空间。在此后的6年里，她在职场上一步步迈进，先是做了婚纱部门代理经理，后来还在其他几个部门做过经理助理。去年，她终于做到了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Riverside分店客服部经理的位置，年薪5.6万美元，此外每年还有4300美元的奖金。
贾克琳·希门尼斯开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变得乐观起来，她开始憧憬有一天能做到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地区经理甚至是集团经理。她想到，应该把信用卡里的1.2万美元债务先还清，“那时候，我终于觉得自己像个成年人了，说实话，之前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成年人”，她对我说。就在这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了。
今年5月，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宣布，为了收缩业务，Riverside分店将永久性关闭。7月初，贾克琳·希门尼斯失业了。如今的她觉得“一切又回到了2008年刚刚毕业时的状态”。她现在和朋友、朋友的7岁女儿以及自己的妹妹住在一起，合租费用为每月700美元。公司裁员时曾发放了7000美元补偿金，她临时可以用这笔钱来支付房租。她正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再回到学校去，读一个心理学的学位，这样她以后就可以做心理治疗师。最近，一个朋友还联系她，说一家皮肤病诊所正在招前台，时薪15到17美元，不过她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那份工作。“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贾克琳·希门尼斯对我说。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8月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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