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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9日，在突尼斯蘇塞的“皇家馬爾哈巴”酒店沙灘，突尼斯內政部長納吉姆·葛哈薩利(前排左三）、法國內政部長貝爾納·卡澤納夫（前排左一）、英國內政大臣特雷莎·梅（前排左四）和德國內政部長托馬斯·德邁齊埃（前排左二）弔唁在襲擊事件中遇難的遊客。新華社發 阿代爾攝。
文| 亞太日報特約記者張寧
2015年6月26日發生在法國、科威特、突尼斯三國的連環恐怖襲擊事件，已造成近百人死亡。內中極端的場景是：襲擊者在法國斬首受害者後，把人頭掛在工廠柵欄上。
我並不太關心“伊斯蘭國”聲稱對此事負責--有人擅長把惡行記在自己名下，借此擴大影響力，事情真偽尚有待情報部門去甄別。閃現在我腦海的，倒是伊拉克前總理（現任副總統）努里·馬利基曾對我說過的一句話：“當人人不再恐懼，反恐才可能取得成效。”在目下這個充滿戾氣的世界，無畏無懼絕非易事，難道說，反恐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
那個地方，恐襲伴隨著日常生活
2011年7月16日，現已出名的“伊斯蘭國”只被稱作“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那天，在佈滿水泥防彈牆和持槍軍警的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國際區（俗稱綠區），我就如何促進中國和伊拉克經貿問題，專訪馬利基。第二天，他就要啟程訪華。
那天的採訪，反恐問題不是主題。採訪將結束時，馬利基在泛泛而論伊拉克安全形勢後，突然冒出前面提到的那句關於人的恐懼和恐怖主義關係的話，令我印象深刻。
伊拉克前總理（現任副總統）努里·馬利基。 資料照片。
我再次見到馬利基是２０１２年１月６日在巴格達舉行的慶祝伊拉克建軍９１周年閱兵式上。那天，馬利基在觀禮台發表講話，突然距離大約兩百米處落下５枚火箭彈。
近在咫尺的我，看見馬利基在爆炸聲中挺直身板繼續發言，面不改色，也沒有任何位移。那個瞬間，關於他施政、為人方面的種種詬病已不在我腦海，我眼裡看到的只是一個經歷了２０多年動盪與危險而處變不驚的男人形象。而他那句有關恐怖主義的話，使我有了更深刻的共鳴。
勇氣並非當權者專利。我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工作、生活多年，總是目睹普通人在戰火中堅持正常生活，眾多採訪對象的堅強和勇氣也教育了我。
巴控喀什米爾地區奧特穆卡村中，一名5歲男孩向記者展示腹部長達半尺的彈片留疤。 亞太日報特約記者張寧攝。
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1月4日在巴控喀什米爾地區奧特穆卡村見到的一名5歲男孩。他笑著撩起衣襟，向我展示腹部長達半尺的彈片留疤。在他生活的村莊，有百分之十的村民在炮火中失去了生命。房子炸塌了，就在廢墟上重建，再炸塌，就再重建，只要生命還沒有終止。
一名村民告訴我：“忍受恐懼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理由很簡單，我們無處可去。”
“你不是聖戰者”
無處可去的不僅是奧特穆卡村人。面對反恐越反越恐的現實，指責西方，指責美國，指責其他一些不負責任的政權和權力機構，是安全的論戰，不會輸，也沒有錯，而那些批評也都確有道理。
然而，人們或許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恐怖活動如同普通刑事犯罪一樣，將成為伴隨人們日常生活的社會現象，而我們在與之不斷抗衡和鬥爭的同時，還要繼續樂觀地生活，理性地看待我們身處的世界。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成員。新華社發 哈立德·奧馬爾攝。
一直存在兩種平行的價值觀：一方稱對手為“匪”，另一方自豪地說是在“革命”；一方指殺人者為“恐怖分子”，另一方卻稱在從事反異教的“聖戰”。雙方均堅信自己的道義立場。在實力不對等的前提下，一方將自己的行動命名為“戰爭”，將對方的殺人行動命名為“恐怖活動”，在人類歷史上，這絕不鮮見。實際上，兩者皆為殺戮，皆在內心深處視自己為“聖戰者”。
戰爭絕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項，暴力披上意識形態和宗教文化的外衣後猶為可怕。中情局對付恐襲嫌疑人的一招是反復告訴你：你只是一個小偷、殺人犯，你不是什麼“聖戰者”。受審者或許會在內心不出聲地回應：“你也不是正義的代表。”
淡化暴力行為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把恐襲嫌疑人同殺人、搶劫、強姦這類刑事犯罪活動列在一起，按刑事條款治罪，讓那些殺人者去掉“崇高”幻覺，或許也是一個選擇。
這個時代未必更恐怖
似乎達成了一種共識：消除異質文化間的衝突，縮小社會階層間的經濟不平等，這是剷除恐怖主義滋生土壤的根本途徑。然而，知易行難，這也恐怕是無法由一兩代人實現的目標。
埃及總統塞西年初在慶祝先知穆罕默德生日時發表演講，呼籲伊斯蘭教改革，以此應對極端主義。這睿智的呼聲，惜乎並未得到足夠傳播與回應。可見，距離共識，依然遙遠。
一些迫不得已的務實措施反倒略有效果。最近幾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警開始限制新聞媒體對恐怖活動的報導，常常禁止在爆炸現場拍攝視頻或圖片。這樣做的考慮是，恐怖分子欲借助媒體曝光，渲染“戰果”，而媒體減少對此類活動的報導，將有助於打擊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理攻勢。
2015年6月26日，法國東部發生襲擊事件一死多傷，安全人員封鎖通往工廠的道路。新華社記者陳曉偉攝。
媒體往往為報導受限而苦惱，然而，若能以某種“受限制”的形式為打擊恐怖主義發揮點作用，或許，這種苦惱也算值得。
當今這個時代，未必比過去更為恐怖。1947年至1950年代初，在印巴分治的關鍵時間節點，估計有超過100萬人死於宗教仇殺與其他暴力活動；1970年代，“紅色高棉”在短短3年多的執政中，就導致數以百萬計人口因饑荒、迫害和屠殺而死亡。
數十年前，在“埃塔”、“愛爾蘭共和軍”都沒有退出歷史舞台時，這世界並非沒有恐怖，只是當時的信息技術尚未發達到目前的程度。因此，減少對恐怖和暴力活動的報導與傳播，或許也是在某種程度上減少恐怖和暴力本身的一種選擇。
消除這個世界的恐怖陰雲，需要每個人的力量。政府需要修正“以暴制暴”的熱戰思維，因為打贏一場戰爭、推翻一個政權、消滅一名首領，不可能戰勝恐怖主義；媒體應當發出更理性的聲音，不做恐怖分子的宣傳機器；民眾要保護好自己，更加理性地對待身處的環境，為減少這個世界日益上升的喧囂與戾氣貢獻一份力量。這些，或許都能幫助我們更好地面對恐怖。
儘管，反恐的道路依然漫長，但這並不是世界不可以變得更加美好的理由。
作者簡介：
張寧說，15年的記者生涯，似乎在不斷演繹一路向西的橋段，仍只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初級實踐。
2002年至2014年，張寧在10餘年間，五度轉場，先後在巴基斯坦、澳門、阿富汗、伊拉克和香港駐站。儘管從業經驗豐富，遺憾一直未能“沖出亞洲”。
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三個堪稱危險國度的摸爬滾打，令他的肌肉變硬，心腸變軟，略悟生命脆弱而寶貴的意義。
2004年東南亞海嘯、2011年美國撤軍伊拉克、2015年尼泊爾地震……這些重大新聞事件發生時，張寧都在現場，見證歷史。可以說，更多時候他的記者生涯與爆炸、槍擊和災難相伴，與此同時，他也試圖找尋這個世界何以變得如此恐怖和異常的答案。
“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仍不安寧，戰亂、恐怖、災難、災害，幾乎無處不在，今有幸借助亞太日報這一新媒體平台，與朋友們分享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幫助朋友們了解己身足跡尚未達到的領域，這是我最大的欣慰。”
張寧說，這些對戰地經歷的回顧，絕無自傲自矜成分，更多地是想和同儕分享內心交織的悲欣，共同為尚在硝煙裡煎熬著的兄弟姐妹祈福。過來人的心從未離去，仍與你們相伴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