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我们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贡献，照顾其特殊困难和关切。
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他在讲话中再次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在国际气候问题谈判中的重要原则。
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就提出，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不足造成的”，这后来被视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雏形。
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中明确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997年，《京都议定书》第十条确认了这一原则，并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细化。
可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应该强迫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责任曾是广泛共识。只是，这一共识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冲击和挑战。
近年来，随着气候问题逐渐凸显，一些发达国家或出于控温的迫切，或出于不可告人的地缘政治诉求，试图否认共识，一再点名、施压发展中国家提高减排目标。对此，印度总理莫迪曾发文怒斥：“当年依靠化石燃料实现富裕”的先进国家要推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不道德的！
实际上，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是对国际社会履约践诺的要求，也是切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务实之举。
正如当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不足造成的”。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是第一要务。而达成节能减排目标，不仅涉及科技生产力水平，也与国民道德水平、文化程度息息相关，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制定过高的减排目标，既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发展利益相悖，也不是求真务实的解决问题态度。
另外，某些发达国家制定的减排目标看似宏伟光鲜，却往往因为各种因素掣肘，最后沦为一句空话。
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曾提出减排26-28%的目标，但特朗普上台后便将其推翻。如今，拜登政府又许下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50%-52%的宏愿，比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提高了近一倍。但包括欧盟在内的美国盟友都在担心4年后若再出现政党轮替，美国的承诺会不会再次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日本政府的表态则更让人发笑，那边厢首相菅义伟刚公开宣布减排46%的新目标，这边厢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声称46%是“迷迷糊糊中在脑海中浮现出的数字”“是担心报低了被人批评才报了如此困难的目标”，他还以“在东京奥运会上以夺取金牌为目标，最后拿了铜牌也不会被批评”打比方，暗示日本的高目标完不成也没关系……如此种种，让人觉得发达国家的表态并没有太多诚意。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国家一再催逼发展中国家提高减排目标，到底是真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着想？还是意图给特定国家求发展、求进步的长远规划设置障碍，甚至挖好陷阱引他们跳进去，为日后扣帽子、抹黑埋伏笔？其动机实在令人生疑。
更何况，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遏制全球气候变化上努力不够。恰恰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始终在按照自己的既定步调，坚定履行着减排义务。
以中国为例，截至2019年，“十三五”期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了18.2%。最新的五年规划中，中国政府设定了在“十四五”时期，单位GDP碳排放降低18%的目标。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相对于多数发达国家在1990年就实现了碳达峰，并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比发达国家整整少30年的时间。
中国的积极作为，不仅展现了全力推进新发展理念的坚定意志，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思熟虑，也彰显了中国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贡献的明确态度，愿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履行大国职责的担当精神。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复杂难解，但只要全人类团结一心，朝着共同目标不断迈进，就一定能收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业绩。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好各自职责，而不是把精力都花在“甩锅”推责上，甚至将气候问题政治化，把减排当作打压别国的工具和抓手。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