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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这张照片（题图）是Irving Penn在1950年拍摄的。照片里，他的妻子兼灵感缪斯Lisa Fonssagrives-Penn用身体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安静感。她以纹丝不动且不太舒服的姿势摆出了个三角形造型，无视地心引力的存在，就好像波浪中的一段，也像致敬爱德华时代的“S型廓形”，失去重量，甚至有一种禅意在其中。结构化的Rochas长袍、半透明的雪纺披肩，被柔和的黯淡日光遮掩，但左上角暗露的阴影又好似文艺复兴风景画无形的大手精心布设的戏剧。除却冷淡高调的气质，摄影工作室的氛围都在有意识地提醒人们这位摄影大师打造视觉影像的精湛手艺——这不仅存在于理想之中，Penn似乎在强调这就是切实存在的。最终呈现出强大的图像，具备二战后现实生活的深度与肃穆，是一幅典型的1950年代摄影作品。
Penn显然不只是位时装摄影师，他的作品超脱了流派的限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执掌美国版《Vogue》主编的Edna Woolman Chase总是精益求精，她说Penn的照片“能烧穿纸页”——但她说这话时并非赞美。
过了几十年，在1962到1994年间担任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编辑总监、Penn的事业导师和好友的Alexander Liberman，形容Penn的异象般的照片有着让人“停驻”的魔力（Stoppers）：视觉效果绝佳，让人驻足、不忍继续翻页的照片。这位生于新泽西的摄影师，创意无穷，超越了身穿Balenciaga与Dior华丽高级订制服的模特，他亲切的禄来单反相机镜头，能将蓝领匠人或本地居民蒙上一种与好莱坞明星或杰出文豪无异的迷人气质。
1944年，Penn开始为美国版《Vogue》杂志拍摄知名人物肖像，多半出现在《现在人们都爱谈……》专栏（People Are Talking About），他采用的手法努力摆脱《Vogue》对上流社会的聚焦手法，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好奇。他偏爱只用房间一角当背景，加上凌乱的小地毯与凳子，成为给昔日繁复华丽背景与精致构图“解毒”的现代主义风格方案。
他对自然日光的运用也近乎绘画。我们能在他的作品里看到毕加索式的近距特写，比我们对镜自照还要近；还有他让拍摄对象摆出的令人不舒服的位置，扯去银幕或报章剪辑中闪亮的外皮。还有Penn的静物摄影，让人感到“之前有人来过”（比如葡萄酒杯沿留下的唇印，或是阴沟里捞起的碎石）。相对其它页面精粹提炼后的美感，他很快在《Vogue》上开辟了自己的空间，提供了一种另类感受。
“Penn希望从根基上打破那种，认为照片展现的一切都该说处于理想及恒久状态的想法，尤其是在这样一本讲述‘美’的杂志之中，”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Irving Penn作品回顾展联合策展人Maria Morris Hambourg谈道。
该展名为Irving Penn: Centennial（“Irving Penn：百年纪念”），已于上个月24日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开幕。她还表示：“Penn想打破这种看法。因为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家，你个人的经验告诉你，这个世界远比那些还要复杂，你还能继续假装吗？研究一下相关文献你就能明白，‘战后时期’关乎生存与否，过去你熟知的世界已经走到尽头，很多人挣扎在苦痛之间。因为有Penn，我们现在会认为正在死去的花是美的，他对生死现实的观点才让他的作品如此深刻。”
饭后消遣（After-Dinner Games），1947年于纽约拍摄
Penn还是一位真正的创新者。他引入了摄影棚闪光灯（Strobe light）照耀下的白色背景，令人联想起空白纸页，呼应Liberman对现代世界杂志的观点。还有诙谐幽默的美食照片，以艺术化风格摆放食物与新鲜食材进行拍摄；人物肖像充满戏剧张力，捕捉了新几内亚部族男性与头戴面纱的贝都因少女的迷人魅力。此后不久，他的职业生涯被剑走偏锋的美妆故事推至高潮：给模特面部泼洒牛奶来展示面霜；微撅红唇上停留一只肥胖黄蜂来展示何为“肿似蜂蜇的丰唇”（a bee-stung lip）；带有鲁本斯画中人风韵、肥胖近乎病态的女性肖像——Penn试图在街头邀请她们合作拍摄时，有几位还报了警表示受到威胁。
另外还有些专注静物与铂金印相工艺拍摄裸体肖像等个人项目；为美妆品牌倩碧（Clinique）的广告拍摄任务（Penn与该品牌进行的长期合作亦给当今美国品牌宣传广告留下深刻烙印）；与日本设计师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1986年首次合作后，合作关系随后延续了十几年。
但《Vogue》才是Penn的主要平台与终身雇主，主要原因是什么？正如英国时装摄影师Norman Parkinson所说，“没有杂志依托的摄影师，就像没有地的农民”。该杂志也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早年他为1934年至1954年在美国版《Harper’s Bazaar》杂志艺术内容总监Alexey Brodovitch担任助理，这就意味着他拥有超越单页影像制造的天赋技巧，无论是人物肖像、人种研究还是Jell-O果冻广告（Penn曾短暂担任其广告图像创作）都是如此。
“当然了，Alexander Liberman从来不相信摄影是真正的艺术，”Morris Hambourg表示，“他也不希望Penn半路出家进军纯艺术领域，而是希望他能成为艺术与工艺的新闻记者。他希望Penn还是那个具有艺术与匠人气质的新闻记者，新闻性是很重要的特质。”
“他与Liberman共同创造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最初产生的媒介，”英国版《Vogue》的展览策划人、特约编辑Robin Muir表示，他还将与Penn的会面称为“与历史面对面”。他将艺术引入时装摄影，并为时装摄影带来了自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从未存在的严谨与清晰。他谈起时装摄影时就好像艺术是天然存在于此的，这一点很罕见，因为很多摄影师完全不关心时装摄影，好像这一领域地位低下似的。我发现斯诺登伯爵就是这样，甚至像Mario Testino这样的摄影师在展示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好像也很痛苦。他们出版了所有这些弃用照片的摄影集还有那些‘只为自己做的东西’，但是时装这部分，总会觉得没什么尊严。”
Muir亦是第一个承认尽管Penn身上多年笼罩光环，但他的职业生涯亦有些许阶段水准略低，这便是1960年代时期。在那时，《Vogue》杂志经营出现困境，杂志开版与页数都缩水，终究难以成为珍贵摄影作品特别有效的传播媒介。直到后来Diana Vreeland上任，将该杂志改造为充满年轻、色彩缤纷的波普文化与上流社会气质的杂志。Muir说：“我觉得他没办法理解Diane Vreeland那个可怕的世界——全部都是沃汝莎卡（Veruschka）膨大的发型啦，那不是他。”Maria Morris Hambourg也很同意这个观点：“她和Penn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Penn是很古典，很讲究自我控制的。”
1962年，Vreeland为杂志引入了摄影师Richard Avedon（她在《Harper’s Bazaar》时的合作伙伴、Penn的竞争对手），Penn面临的局势又紧张了。“Avedon更加契合她的风格，”Morris Hambourg说，“我认为他的到来确实让Penn变得极度不安，就像是让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家门口野餐。这应该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从杂志转移到他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去。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就像是他被降了一级。”
到了1970年代与1980年代，Penn为该杂志再次带来了更惊人的精彩肖像，以及一系列美妆、健康与美食版块更充满戏剧张力的奇异图像。与此同时，Avedon几乎拍摄了每一个杂志封面，直到Anna Wintour在1988年从她手中接过主编一职，Penn再次成为了称霸该杂志的常客。
“到了职业生涯的这一步，Penn对多几张照片已经没兴趣了，”Penn在《Vogue》十分信赖的时装编辑Phyllis Posnick表示，“他想扩大自己的作品集合，Anna则希望他每一期都能发一张照片。”1995年，Penn重新开始使用自然光拍摄，他那些风格沉静肃穆的作品要经数小时甚至数日才能完成，再次成为这本主要被商业摄影填满的杂志页面，直至他在2009年去世。
从1960年代到Penn去世前，Polly Mellen、Marisa Berenson、三宅一生、Phyllis Posnick、Julien d’Ys、Caroline Trentini这6位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6位合作者，将与我们分享他们与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摄影师共度的时光。
穿披肩的Naomi Sims（Naomi Sims in Scarf），纽约，1969
Polly Mellen
现年92岁的Polly Mellen事业之初在《Harper’s Bazaar》追随传奇主编Carmel Snow，之后与时任《Vogue》主编Diana Vreeland联手振兴该杂志，随后在杂志主编Grace Mirabella、Anna Wintour手下工作。 她从1960年代开始与Irving Penn合作，通常进行高级定制时装大片的拍摄合作。
“每当想起Penn，我会想到完美、纪律与极大的尊重。我们合作的拍摄几乎都是在巴黎或纽约的摄影棚里完成的。有段时间Penn同意为Chanel的系列拍摄，那次是Vreeland女士与Alexander Liberman在巴黎组织起来的拍摄。当时Coco Chanel本人还在世，她坚持用自己的模特。Penn和我说：‘Polly，我不能拍她们——太丑了啊！’她们还真是丑。他就说：‘我很喜欢这些衣服，但要还是这些模特来拍，我就不干了。’最后，他的好朋友Alexander Liberman劝他还是要用Chanel的模特，要不然Chanel衣服都不借给我们。后来开始拍摄了，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天哪，他只拍到她们脖子以下！”他这样拍，也不会让她们之中任何一个人转开身子或是完全走开。要完全保证她们的脸不出现在画面里，他对如何做到这一点了然于心。图片很棒，Penn总是很有自己的一套。”
Ungaro Bride身体雕塑艺术（Ungaro Bride Body Sculpture，Marisa Berenson演绎）, 1969年于Paris拍摄
Marisa Berenson
Marisa Berenson是Elsa Schiaparelli的孙女，在少女时期见到Diana Vreeland进入模特界。Irving Penn在整个1960年代在白色布景前对着她反复拍摄，而她与Richard Avedon的合作也很密切。早在1969年，Berenson就首次以全裸姿态登上《Vogue》杂志封面。后来她转型成为演员，出演了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巴里·林登》（Barry Lyndon）与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
“Diana Vreeland喜欢Penn给我拍照的方式，那时候他的照片每一期《Vogue》都会登，所以我们就开始一起工作了，在1960年代我和他合作是最多的。他拍我，就好像拍摄静物亿元。你必须得一连坐着好几个小时摆姿势，就好像某种神圣的教会仪式。没有任何音乐。一切都很安静，没有人抽烟也没有人笑，工作室里几乎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位助理，有时会有一位编辑——那时候，除了某些特殊发型什么的，我们通常都是自己给自己化妆。与Avedon拍摄更有意思一些！他会希望你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跳动起来，你要充满生命的活力，Penn就比较安静一些，Avedon就是那种很欢快、很活跃的个性，他很喜欢走出门去。Penn是那种比较喜欢沉浸在自己很特别的世界里，非常内向的个性。”
“1969年，有位名叫Jose Barrera的珠宝设计师找到Diana，向她展示自己的作品。Diana特别喜欢，就问他你想怎样去拍摄这条他设计的项链，‘我应该会让我的太太不穿衣服戴上这条项链来拍。”Diana立刻拍板：‘就这么定了！必须让Marisa来拍。’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拍过裸照，《Vogue》也没发表过任何一张裸照。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与Penn一起拍摄，你从来不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你会感到好像在为波提切利（Botticelli）或布歇（Boucher）或鲁本斯当模特，他实在太绅士了，所以你不会觉得自己在拍什么很露骨的照片。他真的很自然，就是觉得自己正在创作一件艺术品。照片发表了之后，Avedon也给我发来了措词很体贴的电报，祝贺我拍出了一张美丽的照片。大家都觉得很美——但是我祖母就不太高兴了。她说出身好家庭的女孩怎么能给《Vogue》当裸体模特呢！但到了1960和1970年代，生活方式还有生活艺术，发生的变化太大了。所有人都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表达。那是创意的黄金时期。”
两位三宅战士（Two Miyake Warriors），1998年拍摄于纽约
三宅一生
东京设计师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1970年代跃升为纽约与巴黎的创意新锐，创造出结合东西方感性、带有强烈雕塑感的时装审美。他与Irving Penn的合作始于1986年，持续超过12年，亦属该摄影师的私人项目之一。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最早是通过Penn先生的作品认识他，对他肃然起敬。我从作品中看到了他们传达真相的巨大力量，他的照片还具有那种很原始的力量、能量与诚实。1986年，我开始与Penn先生合作，我们这段合作关系叫做‘A-UN’（分别是梵文字母表第一个与最后一个字母）。因为这对我来说就是‘A’、对他来说是‘UN’。他的‘UN’反过来借由他自己给到我，也变成了我的‘A’。想起来蛮好笑的，我会把我们的关系比作守卫在佛寺门前令人害怕的‘哼哈二将’，从来不对话沟通，永远沉于静默。这是一种静默的沟通。”
“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我把我的系列和我的左膀右臂Midori Kitamura（北村みどり）送去纽约，相信Penn本人做出的选择，以他的眼光去拍摄衣服。他后来寄回给我的照片，呈现的也是他对我的信任，还有他的想法、评论和愿景。每张照片都会让我惊喜，而且看到自己的设计透过他的镜头，又带给了我新的视角、新的想法和新的能量，这都会帮助我前进。在拍摄之前，他都会画上一些很棒的草图，我还记得他对类似通心粉、芝士等简单食物的热爱。想起Penn先生，我想到的还有‘老师’。”
小众面霜（Cult Creams）1996年拍摄于纽约
Phyllis Posnick
《Vogue》的执行时装主编Phyllis Posnick在1970年代与Irving Penn相遇，那时候，她还是该杂志的助理。 她应Anna Wintour和Alexander Liberman的要求，开始与他合作，成为他值得信赖的静物大片、专题以及惊人的时尚大片的拍摄搭档，Liberman评价他们合作的作品为“令人停驻”。Posnick是《Vogue》最后一位与Penn合作的拍片编辑。
“Anna成为主编大约一年后，她要求我和Penn一起工作。她和Alexander Liberman都认为我们将是一个很好的组合。Alex写道：‘Penn不容易合作。最困难的时刻就是在拍片时，他特别的抵触和犹豫。’他是对的！在他职业生涯的那个时期，Penn不想再拍照了，他想扩大自己作品的范围。Anna希望Penn每一期都能拍片，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学会如何和他一起工作，我们早期的合作也不是我们最佳的作品。在我们第一次拍摄之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谈论下一次拍摄的事情，然后再下一次拍摄。我去他的摄影棚，告诉他我们想要他帮忙画插画的文章或是我们希望他拍摄的时装片，我一边说，他一边画——通常画的都是一些随意的东西，与主题无关。但确实如此。他或许是顽固的、难搞的、反常的，但他也是耐心的、善良的，会巧妙地让我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通常从我们第一次谈话到拍摄当天，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在每个问题上都想要一张宾夕法尼亚州的照片，但是我花了一些时间学习和他一起工作，而我们早期的合作并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在我们第一次（不要拍摄）之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谈论关于下一次拍摄的事情。我会去他的工作室，告诉他关于我们想要他说明的文章或我们希望他拍摄的时尚。当我说话的时候，他会画 – 通常是完全自发的东西，似乎与这个主题无关。他可能是顽固的，困难的，反常的，但他也耐心，刺激，善良，巧妙地让我开口说我的想法。通常从我们第一次谈话到参加当天，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1995年，我们打算在巴黎拍摄时装大片，我问Penn，他是否会考虑他在1950年代那些标志性照片中使用过的那种自然光线，而不是他正在为我们的拍摄使用的闪光灯，他说：‘好的，但只有当你找到那时候我在巴黎使用的工作室，光线才能通过肮脏的天窗透进来。工作室早就不见了，但是幸运的是，我们的巴黎编辑发现一个一模一样的地方。使用自然光再次改变了他的照片，这也我们开始最好的作品的时候，在这次拍摄之后，他唯一一次使用频闪的时候，是为了美食文章拍摄静物，我怀疑他在拍静物照片时最开心，因为美丽的模特或化妆发型师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写Penn需要‘几百个柠檬’来他的照片找到完美的那一只，这是瞎扯！他从来不会去寻找‘完美的’柠檬，而是要找到哪个柠檬完美适合他要拍的照片。那个柠檬可能是腐烂的，但他或许就视其为完美适合。我也听有人说他的工作室就像一座肃穆的大教堂，但那个大教堂里却有欢乐笑声和发出吱吱声的地板。”
“我们总是不停地聊几个小时的天，从深夜的电视节目到政治上的愚蠢事件（他是一个反叛者），再到时尚杂志未来怎么走（他认为：未来不会像老日子那么好），再到为什么年轻女人穿着这样的笨重的鞋子（谁知道呢？这就是时尚！）他的照片如何适应现代的《Vogue》、关于他的妻子Lisa的故事，以及关于我们的痛和痛苦——我的肩膀和脚。有一天，午饭时，我告诉他：我的肩膀很痛苦，连叉子都举不起。‘也许你应该尝试下，叉的食物少一点，’他回答道。他有这强大的幽默感和精妙的思想。”
“他改变了我对过去自认为是美的看法。有一次我们在争论一个图片的方向，我反对他，因为我害怕他对大片的想法太极端了，他会告诉我：若是我们不敢做得不一样，而是要做什么平庸的东西，他宁愿把照片枪毙了。我把这句话铭记在心，现在，每次拍摄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他的声音：‘这也太好了！’或是‘这个嗲！’有时候，我想不到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会想Penn会怎么做，但我想象不到他会怎么做，因为他的做法总是出乎意料。”
《Vogue》, 2004年5月号
Julien d’Ys
Julien d’Ys是著名的“发型艺术家”，他在1990代和2000年代与Irving Penn合作打造了了许多《Vogue》的时尚大片。 他与Comme des Garçons和John Galliano的长期合作使他超脱了商业发型师的行列，2005年以来，大都会博物馆时装学院举办的年度展览上，他一直都是人体模特发型和头饰的负责人。
“每次我和Irving Penn一起工作，都是特别的体验。我有一个摆满我自己东西的角落。我到达时，他会向我显示我的桌子，我会用各种材料、胶水、油漆和假发片，用每种材料来建立新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这都是自发进行的。有时候，它已经超过了一般拍摄的需求——他会希望发型像云彩一样。有一次拍摄，我记得好像是扮演伊丽莎白一世的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化妆师Pat McGrath正在设计妆容，一切都是在自然光之下拍摄完成的。当我看着他时，他正在慢慢地移动，因为光线在变化。这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仪式感。没有电脑、没有修图、绝对静默。每当有人走路时，我们都可以听到地板上发出的吱吱声，我们只会听到他安静的声音，说‘看点啥”，人物脸上的造型就变了。”
“有时候我和摄影师一起工作，在我面前看到的实际东西和我想在纸上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了Penn，你看到的一切都所见即所得，没有修图，你必须和他一起工作——一旦他出来看着头发，说：‘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就得重新开始，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如果他从下方拍摄的话，如何考虑相机的角度，每一根头发或每条丝带对他都很重要，所以一切都要是对的。当他为《Vogue》拍摄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封面时，他说：‘封面图上不能用任何标题字样’——然后，他们真的这么做了。这真是太棒了！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和川久保玲（Rei Kawakubo）一起工作，即使现在，我在负责“Comme des Garçons的大都会展的人体模特时，还有一些作品让我总是想起 Penn。我会觉得：‘他会高兴拍摄这些作品。’”
Caroline Trentini
在他走向生命尽头之前，Penn正在为《Vogue》打造一些特殊图像打打零工，并以与几位可以坐几个小时的模特一起工作而闻名。 在2000年代，巴西模特Caroline Trentini成为他最喜欢的模特，她总是在其雄伟的肖像镜头前坐下，以展示那些奢侈的定制长袍或戏服般的时装，直到2009年Penn去世。
“当我还在20多岁时时，开始和Irving Penn一起工作，显然，我第一次很紧张，他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进来，轻轻地、礼貌地对我说话。我爱上了他，因为我以为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但他的一切都是如此可爱。纽约市那么忙碌，但他的工作室却如此平静安详。他的工作室就像一个静谧之所，一切都慢慢移动，非常平静。 当我们拍摄时，我只会和他产生互动，在背景中听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你知道的，像外面的救护车鸣笛什么的。我只是把自己锁在那个地方，他会把我心情安静下来，他说：‘看一些美丽的东西’或者‘看一些丑恶的东西’”。
“在拍摄之前，我们会穿上衣服进行排练，但没有化妆或发型，他会拍摄宝丽来照片，然后在拍摄的那一天，他就会知道他想做什么，如果他不满意，我们就在第二天继续。图像就在他的脑海中，他会画出来，直到得到了这张照片之前，他不会停歇。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工作室里有一张小床，他会在拍摄间隙休息一下。现在，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如今，谁还会做一个拍摄彩排？通常，很多摄影师都不知道自己会拍出什么东西，他们就那么拍了就算了。Penn有办法，是他自己的办法，大家都尊重他的办法。”
“我记得有时候我会带着那些疯狂的发型和妆容回家，换回正规的牛仔裤和T恤在镜子里看着自己，我在想：我不敢相信这发生在我身上。我记得Phyllis告诉我，当Penn看到我的一张照片时，他想到了他的妻子，这让我哭了起来。我们进行拍摄的最后几组照片的时候，我到的早了点，就去他的工作室外的咖啡厅，边坐边喝咖啡，我看到他慢慢地在去工作室的路上，穿着他的纽扣衬衫、牛仔裤和舒适的鞋子，是你在寒冷的天气里会穿的那种。每个人与他擦肩而过，而他只是非常平静地沉浸在自己的时间里。这是我永远珍惜的记忆。”
（来源：B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