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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晚发生在伦敦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7人死亡、48人受伤，警方指认的袭击者中至少有两名英国公民。这些人是如何被极端思想“洗脑”、成为恐怖分子的？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4日发表的声明中把本土极端思潮散播归咎于互联网，认为网络平台监管不严、为恐怖组织蛊惑群众和招募新成员提供了“安全空间”。一些研究极端主义的专家则认为，比起网络传播，线下恐怖社团的蛊惑更危险。
6月3日晚，伦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7人死亡、48人受伤，警方封锁现场。
极端化，不该只由互联网负责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极端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伊曼、副主任希拉兹·马希尔共同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了关于“极端化”发生原因的分析文章。文章指出，本土人员“极端化”过程很少是在互联网上单独完成的。
这一研究中心追踪近5年来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的外国战斗人员，收集将近800名在西方国家长大、却被吸收进“伊斯兰国”等极端和恐怖组织的人员信息，包括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足迹，发现互联网在传播极端思想方面的作用可谓“复杂”。
胡拉姆·巴特是3日晚在伦敦桥附近被警方击毙的三名袭击者之一，其“极端化”过程可以说明这一点。
巴特的朋友告诉媒体，他发现巴特通过互联网成为艾哈迈德·穆萨·贾布里勒的追随者后，曾向当局举报。贾布里勒是一名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巴勒斯坦裔激进神职人员，在网上成功蛊惑了很多西方国籍的追随者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
极端化国际研究中心2014年发表的报告指出，作为研究对象的“伊斯兰国”招募人员中，有一半以上都通过社交网站“脸书”或“推特”关注贾布里勒。
“我们发现，他（贾布里勒）并未公开煽动其追随者诉诸暴力，或赤裸裸地鼓动他们去叙利亚参加‘圣战’。相反，他扮演了意识形态上的鼓舞者角色，对武装反抗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反对派力量的立场表达支持，让追随者感到不参加战斗就问心有愧。”这份报告说。
不过，研究显示，真正让人思想和信仰走向极端化、以至加入恐怖组织的关键因素并非这些网上的宣传，而是线下的实体社交网络。
目前证据显示，伦敦最新恐袭制造者中至少有巴特一人曾加入已被取缔的极端社团“穆哈吉伦”组织。该组织首领是臭名昭著的英国本土极端分子安杰姆·乔杜里，2016年因煽动他人支持“伊斯兰国”而获罪。乔杜里在“优兔”上有自己的频道，但其“粉丝”都与他个人在线下有紧密接触，招募也是面对面进行的。
诺伊曼和马希尔的文章说，乔杜里提供“一种社团的感觉，一种归属感，同等地位之人结成的圈子里的友情”。互联网在散播信息、树立恐怖组织“品牌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很难取代一个现实世界中的招募者所散发的蛊惑能力。
国王学院专家指出，乔杜里的社交网络与数十宗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恐怖袭击有关联，也成功鼓动了数十名外国人员加入叙利亚“圣战”。
文章说，互联网企业固然有必要从网上撤下极端思想宣传内容，但他们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因为不少像乔杜里这样的传教人员数年来一直在英国大街小巷散播他们的思想，却几乎从未受到什么挑战。
6年来的“预防战略”没起作用？
伦敦恐怖袭击发生后，特雷莎·梅说，英国反恐战略应该有所调整，要严控和打击本土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事实上，2005年伦敦公交连环爆炸案和和2013年极端分子砍杀士兵案已让英国政府意识到恐怖主义日趋本土化这一事实。2011年，英国内政部发布最新版反恐“预防战略”（Prevent），鼓励民众、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反恐。
宣传方面，外交部等政府部门资助“温和派”穆斯林社区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路演”、讲座、辩论和文化活动，提倡主流伊斯兰观念，帮助人们认识恐怖主义真实面目；同时组织民间组织、媒体、恐怖袭击受害人等群体，在极端思潮容易流散的地区开展反恐宣传活动。
另一方面，建立一套以社区为主体的干预机制，防微杜渐。地方政府、警察局、学校、青少年管理部门、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被要求按照一套“恐怖危险辨识指标”对易受极端思想蛊惑的“脆弱群体”、尤其是年轻人进行鉴别。
这类指标包括：是否对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表达支持，是否曾持有极端暴力宣传物，是否曾登陆浏览支持极端暴力的网站，是否拥有武器、爆炸物等。以社区为依托，相关人员对“脆弱群体”提供咨询和精神疏导。
英国教育部设有“预防极端主义工作组”，吸收了大量反恐专家，对英国各类学校进行监督，防止有人利用在学校里传播极端主义思想。教育部还为全国学校发放“反恐教育”工具书、指南、教学设备，提高学生反恐意识。
政府还开通了面向全民的“网络恐怖资料举报平台”，接受匿名举报，并设立了从事网络反恐的专职部门、隶属伦敦警察局的“互联网反恐处理中心”（CTIRU）。 网民举报的网络涉恐信息被反馈到CTIRU，由反恐专家进行分析鉴别后，与网络服务提供商合作，对恐怖资料采取清除、屏蔽等措施。
（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