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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亚历克斯·多尔蒂】
一些人表示，那甚至不存在：那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滥用术语”。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从新右翼的兴起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病，要恰当理解我们这个世界而不去思考新自由主义如何影响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是没有可能的。
但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宽泛地讲，新自由主义可以这样定义：它是一系列政策和影响重大的政治风潮，令1970年代晚期的各国政府得以摒弃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划，迈向一种将自由市场延伸到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并通过清理对资本流动性的约束开辟金融资本主导地位（伦敦的金融城和华尔街梦想的那种）的经济模式。
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个政治议程，同时是一个道德架构，它教谕个人不是将自身视作比如挣工资的人，而毋宁说是一位承担风险的创业者，他应当要求承担加入高等教育、信用系统以及去监管的劳动力市场的金融风险。
撒切尔政府和里根行政分支首度将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经济方案加以推行，其原理继续为新工党和克林顿时代民主党人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活动背书。中左政治家固然拒绝将该术语应用于他们的政治活动，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展示了，持第三条道路立场的政治家是如何推进新自由主义计划的。
那么，这一意识形态在何处立足？一些人正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喊停新自由主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早期，保罗·梅森（Paul Mason）宣称，这场危机的迫切性可能意味着，英国的精英阶层很快就将完全由“热情的”或“不情愿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也就是说，进步主义的国家干预正不可避免地回到议事日程。这一类断言理当谨慎对待，这尤其是因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退欧公投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也存在类似预测。那些预测最终被证明是严重错误的。（保罗·梅森，生于1960年，是英国评论家、广播节目主持人。——译注）
譬如，金融危机最严重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宣称，“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了”。但局面的发展很快就十分清楚，此说言之过早。诚然，这场危机似乎严重威胁到人们对市场的尊崇，因为各国政府被迫为金融业纾困。但正如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等学者所阐明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者早就明白，他们的计划需要国家介入，以创造和维持市场。与其将2008年各国政府对抗危机的举动看作是对市场友好型政策的否定，将其作亲近企业的政府实施干预措施的极端例证是更有益处的。政府那么做的目的是维持市场的长期主导地位。（菲利普·米罗斯基，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圣母大学Reilly Center研究员，生于1951年。——译注）
表面上看，支持英国退欧的公投和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与新自由主义的决裂，这似乎更有说服力。但这一判断源自未能理解新自由主义具备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元素重新组合的能力。
支持退欧的英国人或许厌恶欧洲联盟（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这一机构持有异议），但他们依旧致力于维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譬如，英国的退欧支持者相当喜欢澳大利亚的积分制移民系统，这个系统完美契合新自由主义者对人的看法，即他们是（价值更大或者更小的）批量资产。退欧公投之后，移民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和关系网络都被重新定义为资本的不同形式，为确保他们在未来回报国民经济，（通过吸收移民）投资于他们或许值得，也或许不值得。换言之，推行积分制移民系统不意味着直接背离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正统，而转向右翼的保护主义。
假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都不曾释放新自由主义终结的信号，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呢？正如2008年，今天，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这样的政治家被迫推行的一些政策，似乎与他们对市场主导地位的坚定信念相矛盾，但他们的意图再度是要迅速回归“常态”，断绝公众对国家支持的“迷恋”。政府削减无薪休假计划的愿望受挫，以及人们对实施普遍基本收入的明确反对，昭示出一种对维持新自由主义福利政策核心的承诺。这意味着反对那种无需接受经济状况审核的慷慨支付，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支付不利于培育创业活动并约束劳动大军。（里克·苏纳克，生于1980年，保守党人，2020年2月起担任英国财政大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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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大流行病和气候危机的背景下，将个人视作人力资本，对这一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坚守提高了政府将“低价值”人口视为可任意支配人口的可能性。强化国家干预以保护收入的做法令人欣慰，但政府可以利用这种干预实施某种经济上的筛选，在这一过程中，被认为不值得“解救”的人群会被排除在国家支持之外。如米歇尔·费尔（Michel Feher）指出的那样，这在爱尔兰和葡萄牙主流政党实施的福利改革中有较温和的先例，那些改革减少了更年轻人群的福利，为的是鼓励移民，而且在葡萄牙的例子中，为的是用相对而言较为贫穷的年轻葡萄牙人换取国外更富裕的退休人员。在国家债务不断膨胀，移民人口被视为疾病携带者的背景下，支持对某些人群加以投入而削减对其他人群投入的某种排他性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可能如何取得进展，是不难看出的。（米歇尔·费尔，生于1956年，比利时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以英语和法语写作。——译注）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要否认新冠肺炎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的正统构成了真正威胁。推行社交距离和强制实施的隔离扰乱了劳动力市场，有可能使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均势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转移。自发罢工的增加和互助组织的出现当然是令人振奋的。无薪休假计划暂时暴露了政府支出限制的人为性。但鉴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过去十年中展示的持久性和适应性，任何对当前形势的冷静评估都需要考虑其幸存（或成功变异）的可能性，也需要考虑其可能的毁灭。
（作者是英国播客节目Politics Theory Other主持人。Politics Theory Other是一个有关激进政治、批判理论和文化的播客，由英国民主社会主义杂志Tribune设立。本文原题“Has the coronavirus crisis killed neoliberalism? Don't bet on it”，由《卫报》网站发布于2020年5月16日。听桥，勉力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