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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铭 魏婧宇 达日罕 叶紫嫣）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100多名中国孩子在苏联度过难忘的童年。他们的父辈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伯渠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革命者，他们生活在红色摇篮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新中国成立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红色后代回到祖国，投身国家建设，涌现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第一代炼铁专家、核工业专家、水利专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在红色摇篮里长大的中国孩子，没有忘记自己的第二故乡，成为中俄两国友好交往的使者。
红色摇篮抚育革命后代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创建于1933年，位于莫斯科东北300公里，曾抚育过多国共产党人的后代，被誉为红色摇篮。儿童院的简介上写道：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的所有事件，曾经有这样一群孩子来这里上学，他们的父母曾为西班牙、智利、希腊、葡萄牙、中国、安哥拉、伊朗、几内亚比绍等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柴娥丽1938年出生在莫斯科，娥丽是俄文名字奥丽娅翻译而来。她的祖父是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父亲在晋察冀战斗中牺牲，母亲在延安工作期间因病逝世。虽然柴娥丽从小失去父母，但她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个国际大家庭中，感受到家的温暖。
我们这些孩子肤色不同，却穿着同样的服装，讲着共同的语言，生活在团结有爱的大家庭里。柴娥丽对参考消息记者回忆说，国际儿童院很注重劳动教育，男孩学木工，女孩学纺织，老师还带着孩子们养鸡养牛、种菜、挖土豆。柴娥丽经常帮老师熨衣服、打扫卫生，被老师们称为小主妇。
然而，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打破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宁静的生活。
战前，孩子们每天除了正餐，还有牛奶、饼干等加餐；战争爆发后，饿成为他们最普遍的记忆。1940年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的陈祖涛回忆说，战争开始后，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只能靠土豆果腹，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洋铁皮水桶里煮熟，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儿盐，便大嚼起来，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
战争期间虽然生活艰苦，但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仍然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战斗。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李多力，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医院为伤员唱歌跳舞，帮他们缓解痛苦。李多力说：十几岁的大孩子们当民兵，参加军事训练，还去伐木头、缝军衣，不到十岁的小孩子们就到医院帮助照顾伤员，陪他们说话，为他们洗绷带、喂饭。
1941年，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作为苏联红军后备军的一员，参加了各种军事训练。在轻重机枪的射击训练中，她获得苏联民兵轻机枪手证书。全副武装步行一天50公里和滑雪一天100公里的行军中，李特特也是一步都不落后。
为解决燃料问题，国际儿童院的大孩子们参加伐木工作。男孩的任务是每天伐木两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和同伴们手上起泡、流血，仍在相互比赛伐木，谁也没有放慢速度。
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的中国孩子也关注着战场情况，毛岸英曾多次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战场。1942年5月，毛岸英被送入苏雅士官学校速成班学习，后来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于1944年前往白俄罗斯战场前线。1945年，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送给他一把手枪，表彰他为苏联卫国战争所做的贡献。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远在异国的孩子们时刻挂念祖国。曾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近10年的肖苏华回忆说，他们在儿童院礼堂外的门厅挂了一张中国地图，我们在广播里听到解放军解放了哪个城市，就在地图上插上一面小红旗。
这群在苏联长大的中国孩子，都盼望早日回到祖国。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
1950年7月底，一列苏联火车缓缓驶入满洲里火车站。
车门打开，30多名孩子冲上站台。其中就有12岁的柴娥丽、13岁的肖苏华和14岁的李多力，他们回到从未谋面的祖国，好奇地四处张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父辈前往苏联工作学习，探寻革命真理。1950年前后，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们踏上父辈走过的路，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在工业、国防、经贸、艺术等很多领域发光发热。陈祖涛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罗西北对发展中国水利事业做出贡献，黄健培养出多名跳高世界冠军，肖立昂成为中国第一批水下摄影师
肖立昂和弟弟被父亲萧三接回国后，受曾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母亲的影响，喜欢上新闻摄影。1963年，肖立昂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进入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工作。一年后，制片厂进口了一台水下摄影机，肖立昂和另外两名同事被调去学习水下摄影，成为中国第一批水下摄影师。
今年85岁的李多力回顾自己的一生，将1961年列为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从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转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在学校光荣入党。
李多力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后，先在坦克专业学习，后来学校将他调入新成立的固体燃料专业，1961年他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学习液体火箭发动机。我就想为国防建设学本领，国家需要我学啥，我就学啥。
李多力说：那时国家的导弹研究刚刚起步，有些课程还没有教材，我买了不少关于火箭发动机的俄文书，自己啃书学习。1964年毕业后，李多力开始参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制造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这是李多力和其他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中国孩子们共同的信念。
见证新中国逐步走向富强
1943年，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儿子蔡博从苏联的十年制学校毕业，面临考大学的选择。在众多的院校中，他选择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因为他知道，钢铁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1949年，蔡博回到祖国，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他主动要求到鞍钢工作，推广运用苏联的先进炼铁技术，使鞍钢炼铁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后来蔡博调到钢铁研究总院，继续为钢铁工业战略发展出谋划策。
1952年，李特特从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毕业。李特特回国后先被分配到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但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只是坐在研究院里，应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于是，李特特主动要求去北大荒，在那里创建农场。
20世纪50年代后期，原子能的应用扩展到农业、采矿、医学等方面，中国开始研究核辐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中的应用。中国农科院成立原子能应用研究所，把李特特从农场调回北京从事研究工作。李特特主持举办了六期同位素培训班，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成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试验单位的骨干。
1966年，柴娥丽从当时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毕业，开始从事机械、汽车等进出口工作，见证了国家工业贸易的发展。七八十年代从苏联、日本进口汽车、工程设备，觉得都特别先进，到了80年代末，国内的工厂陆续发展起来，街上出现很多国产车。
我一辈子做进口贸易，直到90年代初退休之前的那几年，终于开始搞出口了。柴娥丽开心地说，现在，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快，出口品类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
中苏民间友好交流使者
2020年，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18名中国学员颁授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奖章。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学生们在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将俄罗斯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俄罗斯会一直记住这些学员曾经给予的帮助。杰尼索夫表示，今天的俄罗斯也记着你们、爱着你们。
国际儿童院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在那里生活成长的故事是两国友谊的证明。李多力说，我们很多人在工作或退休后，成为推动中俄两国民间友好交流的使者。
1936年，肖苏华的父母从满洲里出境，秘密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7年，肖苏华在莫斯科出生，父母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就赶回国内投身革命事业。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大家都叫肖苏华李忠维佳，这是用父亲的化名和他的小名拼起来的名字。直到回国后，十几岁的肖苏华才有正式的名字。父亲为他取名苏华，象征中苏友谊。
在苏联生活期间爱上芭蕾舞的肖苏华，回国后继续从事芭蕾舞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常年致力于中西方的舞蹈交流。20世纪80年代，肖苏华来到苏联进修舞蹈编导专业，回国后全力推广当时在国内还处于空白的交响编舞法。肖苏华还融合《红楼梦》《白蛇传》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创作舞剧舞蹈作品，将中国风格的舞剧推向世界舞台。我想让西方知道，中国的舞剧创作理念不比西方差，可以与世界平等对话。
肖立昂也常年致力于中俄的文化交流。1985年，肖立昂来到莫斯科，结识了苏联文艺界的一些新朋友。苏联朋友对中国电影很感兴趣，我把《红高粱》等电影带到苏联电影协会、全苏国立电影学院放映。电影都是中文版，我就为他们同步翻译。肖立昂说，苏联的电影评论家看了这些电影非常震撼，他们对中国电影的飞速发展感到十分好奇。
之后，肖立昂就开始为苏联的电影杂志写专栏文章，介绍中国电影，还将苏联电影的新作品、新理论等新资讯带回国，传播给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
1998年，在离开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近50年后，肖立昂等20余名中国学员重返儿童院，此后他们又多次回到这个第二故乡。肖立昂回忆说，原来的儿童院校舍已经拆掉了，新的漂亮楼群在旧址上建起，但是学校还在，周围的树林还在，远方的河流还在。
昔日国际儿童院上课的情景(资料图片)
李多力向记者展示国际儿童院同学合照(达日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