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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哲浩
1967 年，21 岁的伯克利大学肄业生简·温纳（Jann Wenner）觉得摇滚乐值得被认真对待。
这一年有许多与摇滚相关的里程碑式的事情发生。大门乐队发行了同名处子专辑，甲壳虫乐队的经典专辑《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问世，the Who 第一次造访美国并举行了演出。
那时候的旧金山热闹极了。或许说热闹已经不是很准确，整个西海岸被年轻人搅动得沸沸扬扬，而摇滚乐成了他们呐喊的一种方式。
后来，这群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的人永远和“抗争”、“反战”、“乌托邦”、“嬉皮”这些字眼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嬉笑怒骂着表达愤怒，同时对新技术、新世界、新的全球化趋势极其好奇。人人皆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
这就是摇滚和《滚石》诞生的背景。这也是许多嬉皮文化产物诞生的背景。
“摇滚乐是 60 年代的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切集合而成一个单独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写道。
不过，市面上在当时鲜有认真对待这种“集团宗教”的媒体。报道大多流于简单的信息，用照片博取眼球。很少有媒体愿意深入探讨摇滚的音乐性、它的创作以及背后的意义。
“当时并没有把报道摇滚当做职业一说，”温纳说。“如果你拿起一本《Billboard》，或许会了解一些音乐行业相关的事情。但如果你对摇滚感兴趣，也并不会常规性地阅读它。”
有鉴于此，温纳和当地《旧金山纪事报》的乐评人格里森（Ralph J. Gleason）一起凑了 7500 美金，作为《滚石》启动资金。
《滚石》这个名字有三重含义：1950 年 Muddy Waters 的布鲁斯歌曲《Rollin' Stone》、滚石乐队以及鲍勃·迪伦的歌曲《Like a Rolling Stone》。（也有说法是名字仅仅来源于迪伦的歌曲。）
《滚石》的第一期在 1967 年的 11 月 9 日以“半报纸半杂志”的形态出现在了报摊上。头条（封面）照片用的是在拍摄反战电影《我如何赢得战争》时的列侬。“直到印刷前两天我们还不知道用什么图，”温纳说。“这是当时找到的里面最好的。但它确实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张图，因为它涵盖了音乐、电影和政治元素。”
温纳在《滚石》的创刊号中写道它“不仅关于音乐，还关于音乐所代表的一切态度和事物”。换句话说，音乐是媒介，而非目的。
在当时的语境中，音乐代表的态度和事物可以理解为是对社会、政治局势以及更广义的流行文化的关注。温纳笼络来了一批热爱音乐并有专业知识的记者，很快在音乐界建立了杂志的权威。
摇滚一直被它当做核心来对待——这句话令人鼓舞，但也不无感伤之处。当摇滚变了的时候，《滚石》也会相应改变。比如 70 年代顺应局势更加重视政治的报道，或者 90 年代为了吸引年轻读者而加重对电影电视的报道。而今摇滚已经完全不是 60 年代那种愤怒的样子，《滚石》的声音也随之减弱。
2017 年是《滚石》创刊 50 周年，我们一起来回顾它的过往。
什么样的报道，才算是认真对待摇滚乐？
1950 年代的音乐出版物靠着对流行的追逐而赚钱。出版的内容大多改自公关传单，将重点放在图片方面并提供艺人信息。市面上的出版物大多以消费明星为主。1966 年出版的《Crawdaddy》因为刊登深入探讨摇滚艺术的文章而成为例外，但这本杂志没能持续很久，1979 年便停刊。
温纳在创办《滚石》的时候，希望它能够避开盲目跟风的热点新闻，能深入挖掘音乐创作者的经历和内心世界。要了解艺人并不容易。他们大多性情乖张，而其他媒体狗仔式的围绕也让他们对媒体有了戒心。
《滚石》靠着成立之初深刻的定位以及报道，逐渐获得了艺人的信任，也有了深度与他们交谈的机会。为了能够挖出有价值的内容，《滚石》的记者经常在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长期跟随采访对象。他们在采访时展现出的音乐专业知识往往令采访对象刮目相看，这也让艺人愿意和《滚石》谈一些在其他地方不会说的内容。
1973 年，日后进军好莱坞的导演/编剧卡梅伦·克罗 16 岁。他获得了世人想要知道却一直无法询问的答案：乐队以及 Gregg Allman 本人在乐队创始人，同时也是 Gregg Allman 的哥哥 Duane Allman 因车祸身亡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卡梅伦·克罗采访的难度不仅在于这牵涉到非常情绪性的问题，还因为《滚石》在 Duane Allman 去世前曾发过一篇长文，揭露乐队中存在的毒瘾问题。这让乐队很不痛快。
但在当时，卡梅伦·克罗一点一点地赢取了 Gregg Allman 的信任。“我最终让他开口畅谈是因为我知道 Jackson Browne 是一名伟大的作曲家，并且 Jackson 认为 Gregg 是所有唱他写的《These Days》的歌手中唱得最好的。有一天晚上在他房间里，我说想听 Gregg 唱一下。”
这个请求成功打开了 Gregg Allman 的话匣子。Gregg Allman 不仅向他谈了哥哥的死亡以及另外一位同样因车祸而亡的乐队贝斯手 Berry Oakley，甚至还向卡梅伦·克罗抖露了父亲在节礼日被搭顺风车的人谋杀的悲剧往事。
专业的知识储备，懂得与艺人建立良好关系以及锲而不舍的职业态度让《滚石》得以走近采访对象的内心世界。卡梅伦·克罗足足跟随奥尔曼乐队巡演了三个礼拜，才找到了机会。他不仅采访了乐队全员，还和全体巡演的工作人员交流沟通。
类似向《滚石》畅谈的还有甲壳虫乐队解散后的约翰·列侬。1970 年 12 月在接受《滚石》的采访中，这位传奇一改之前对甲壳虫乐队温和的评价，宣泄了自己的不满。分两期刊出的采访是约翰·列侬职业生涯中最详尽的访谈，这也是甲壳虫乐队第一次有成员亲自戳破乐队一团和气的童话泡沫。
《滚石》杂志对深度内容的追求也确保详尽深刻的报道成为它的标志。而如果在摇滚的黄金岁月里，没有与之分量匹配的洞察和报道，恐怕会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报道摇滚乐，塑造摇滚乐
从《滚石》创刊开始，温纳就希望这是一本以专业化驱动的刊物。专业化不仅指的是《滚石》作为媒体的专业，还包括作为音乐媒体在音乐上的专业。乐评作为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然被摆在了一个核心的位置。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毕竟，在《滚石》创立初期，一些最终成为殿堂级的艺人在 1960、1970 年代步入了创作的巅峰，他们可不会平白无故听取一本杂志关于创作的指点。
好在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发展的不仅是音乐和艺人。坚信“摇滚不是普通消遣”的婴儿潮一代认为它和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一样，值得专业和严肃的鉴赏，不少大学校刊上都有对摇滚的赏析或乐评，温纳自己也有在校报上撰写乐评的经历。这其中不乏质量高的乐评，只是囿于校内而没有被更多人了解。
《滚石》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平台，促进对音乐作品本身的探讨和交流。
为此，温纳找来了 Jon Landau。Jon Landau 最知名的身份，恐怕得数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经纪人。他在 1970 年代还担任过 Jackson Browne、MC5 等艺人的制作人。但在《滚石》向他发出邀请时，他还只是波士顿布兰迪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
Jon Landau 在《滚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记是一篇关于埃里克·克莱普顿和奶油乐队（Cream）的乐评，几乎可以说这篇 1968 年的乐评瓦解了这支超级天团乐队。
奶油乐队是历史上最早的超级天团之一，由克莱普顿和贝斯手 Jack Bruce 以及鼓手 Ginger Baker 创建。1966 年成立后在英国迅速风靡，影响力很快扩散到了大西洋的另一侧，乐队的专辑《Disraeli Gears》1967 年在英美两国的专辑榜上都排进了前十。美国乐迷尤其喜欢奶油乐队的现场即兴表演。于是，乐队索性经常在演出时不按套路而随性发挥。
1968 年，奶油乐队在布兰迪斯大学的演出让 Jon Landau 大失所望，乐队将紧凑的歌曲《Sunshine of Your Love》拉长到 15 分钟的演奏尤其让他愤懑。在 1968 年 5 月《滚石》的一篇乐评中，Jon Landau 把矛头对准了克莱普顿：“他是一名布鲁斯陈词滥调的高手”、他的“问题是虽然才华横溢，但却没好好利用才华。”
当时还没有人这样严苛评价过克莱普顿。后者已被封神，“Clapton Is God”的短语已广泛流传。但就是这样一篇来自他最喜欢的杂志的乐评犹如冷水般浇醒了在自我陶醉梦境中的“吉他之神”，让他决意解散乐队。
将近 20 年后克莱普顿向《滚石》回忆：“在奶油乐队时期，我沉浸在‘Clapton Is God’的语境中。然后我们得到了第一篇负面的乐评，有趣的是它来自《滚石》。
就在这期中，杂志还对我们进行了专访，我们在专访中对自己夸夸其谈。然后出现了这么一篇乐评，数落我们表演的无聊和装腔作势。但情况真的就是这样！真相的声音使我惊醒。我当时在饭店读到乐评几近昏厥，清醒之后，我当即决定‘乐队生涯到头了’。”
独到严苛的乐评成为了《滚石》标志性的声音。它如温纳构想的那样，和艺人、听众一起组成了音乐的一环，并成为了一种甚至能反作用于创作的反馈力量。
在没有互联网、MTV、免费音乐还不像如今唾手可得的年代，这种反馈于听众了解音乐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途径。
“乐评在纸媒为王的年代是一块重要领域，”音乐公关 Pam Nashel Leto 说。“那会儿，乐评意义重大——在《SPIN》、《滚石》、《The Source》、《Magnet》、或者《纽约时报》这样重磅媒体上的好评可以让读者好奇得跑到实体店买专辑或者看乐队的演出，可能还是在还从未听过他们一首歌的情况下。”
甚至是在专辑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
1969 年的秋天，《滚石》的 Greil Marcus 发表了一篇针对专辑《The Masked Marauders》的评论，声称它囊括了鲍勃·迪伦、约翰·列侬、米克·贾格尔、保罗·麦卡特尼等一票摇滚巨星。只是，这张专辑完全是编辑部臆想出来的。但文章一出，询问专辑消息的电话纷至沓来。
《滚石》杂志索性找来了一支不太出名的乐队录制了专辑杜撰的曲目。专辑最终距离登上 Billboard 专辑热销榜仅一步之遥。
一本杂志和它的时代精神
《滚石》10 岁那年，温纳把杂志总部从旧金山迁到了纽约。他说旧金山已经是文化死水，朝气不再。迁移到纽约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变老”并不是一座城市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滚石》成为了主流的媒体，纽约对待主流媒体的方式是带有浓烈商业气息的。人们抛向《滚石》的问题会是“他们一年挣多少钱”、“有什么音响”、”开什么车”，而不是他们的精神内核。
到了 1980、1990 年代，面对崛起的 MTV 娱乐化的竞争和其他诸如《Maxim》和《FHM》杂志带起的男士生活风，《滚石》开始出现富有性暗示的内容。
面对受到的质疑，温纳将《滚石》的转变责任推给了社会和摇滚文化的变迁：“ 70 年代的反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今天的主流文化。30 年前的滚石，诞生于一个什么人都在反抗的社会，今天呢，孩子已经非常自由，他们不知道该反抗什么？
摇滚乐成为每个商业电视台的节目。《滚石》或许遗憾失去了最初的旁观者角色，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听到我们最初所倡导的东西了……”
温纳的话不无道理，《滚石》是在充斥着嬉皮文化和自由主义的土壤中诞生的。《滚石》和刚诞生不久的摇滚一起，成了为年轻人度身定做的文化表达——虽然没有能够赶上“爱之夏”，也找到了伍德斯托克作为自己的终身标志。
伍德斯托克的成型一波三折，它遭到过居民的抗议，有工业园的所有者因为答应租借场地而受到死亡威胁。在社会年长人士和保守派的眼中，摇滚音乐节意味着一堆不受欢迎的人：嬉皮士和瘾君子。他们纵情生色、暴力和毒品。这些元素腐蚀着社会上的年轻人。
《滚石》的记者们（乐评编辑 Greil Marcus 、纽约分部总编 Jan Hodenfield 等）初到伍德斯托克时，并没有发觉这个音乐节的不同之处。不过，他们在倾盆大雨的第二天察觉到，自己可能是在见证历史。“有一种‘我们都陷在泥泞之地了，那不管怎么样就尽情享受’的感觉，身在这个环境中不可能不被感染。”Greil Marcus 说。
《滚石》用文字传递出了这份感染。在面临截稿时间的压力下，Jan Hodenfield 用一篇五万字的特稿，详尽记录了那个周末发生的一切，从被歌迷冲破的大门到没有如约而至的额外警力，从音乐节的资金问题到瓢泼大雨之下的众生百态。
比记录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对伍德斯托克的判断。Jan Hodenfield 在文中写道：“他们还会再来的。在世界各地、巴黎、布拉格、劳德代尔堡、伯克利、芝加哥、伦敦，年轻人的不满情绪更加紧密地交织辉映，直到我们居住的世界版图上随处可见音乐节的参与者和沉迷者。”
其他报道伍德斯托克的媒体则对音乐节的判断上摇摆不定，或者留下消极的判断。《纽约时报》虽然承认“大部分装扮怪异的外来者的表现好得令人惊讶”，但是还是宣称“整个音乐节是一场噩梦”，并追问“是什么样的文化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混乱”。
伍德斯托克标志着 1960 年代摇滚精神的顶峰，《滚石》也随之确立了自己的定位。《滚石》的评价成为了判断艺人或者文化事件的重要标准，登上《滚石》封面更是对摇滚艺人的褒奖。1973 年，摇滚乐队 Dr. Hook & the Medicine Show 还专门创作了一首歌《Cover of the Rolling Stone》来反映杂志封面受到摇滚界追捧的地位。
只是，就像温纳所说的那样，让《滚石》茁壮的土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了味。1980 年代，逐渐得势的新保守主义打压了摇滚的反抗精神，“婴儿潮一代”步入中产，变得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追求稳定和安全感，摇滚因此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参与者。
《滚石》陷入尴尬境地。2011 年，这本杂志向群众就封面征集意见，询问读者在给出的 16 组未被签约的艺人之中，谁有资格登上《滚石》的封面。其实这个互动是一个由洗发水品牌 Garnier Fructis 赞助的活动，这也让“《滚石》的封面到底还有多少意义”的质疑出现；2015 年，《滚石》让金·卡戴珊登上封面的决定，更是引发了“这意味着摇滚之死”的抗议。
还有什么，成了《滚石》的“遗产”？
说起来有点奇怪，“遗产”除了那些令人怀念的深度报道，一种青春无畏的写作态度，还有一个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
安妮·莱博维茨是在《滚石》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她如今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名气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位成为《滚石》封面人物的明星。当年她把一袋子自己练手的照片放在《滚石》图片编辑桌上的时候，编辑部里的人跟她都是差不多的年纪：毕业不久、对社会满怀期待，也乐于接受非主流的摄影方式。
这种摄影方式并不新鲜，布列松等摄影师其实对此颇为推崇：用小型相机快速拍摄，跟随被拍摄对象迅速移动，更偏向新闻纪实，而非艺术创作。
这种雀跃的拍摄手法，结合当时更雀跃的摇滚乐，形成了一本杂志令人鼓舞的气质。
“刚开始的时候，《滚石》杂志并不明确自己的定位。它没有很好地使用照片，更类似是一本文字杂志。就摄影而言，我是同《滚石》共同成长的。它造就了我，我也帮着它的发展。”安妮·莱博维茨在一次采访时说。
安妮·莱博维茨拍摄的米克·贾格尔
安妮·莱博维茨拍摄的约翰·列侬封面
《滚石》于 1973 年采用四色报纸印刷，1980 年采用杂志纸张发行，抹去了在报纸和杂志间犹豫不决的态度。另外一方面，图像本身就是一本读物可视化摇滚元素的最佳手段。在摇滚文化成长初期，对于那些性情乖张却创意十足的摇滚艺人而言，“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安妮·莱博维茨的特长很快显露出来。她擅长“潜入”被拍摄对象的生活，无论对方是光芒万丈的摇滚明星，还是情绪低落的诗人。她咔嚓咔嚓按着快门，人们很快忘记这位年轻女孩在自己身边做什么，而后者得以拍下许多微妙的场景，相比一本正经的布景照片，它们展现了明星们不为人知的情绪和生活细节。
安妮·莱博维茨的“带路人”是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后者以“新新闻”写作和“瘾君子”身份闻名于世。两者经常配合工作，当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滚石》封面上的时候，读者都会一抢而空。从某个意义上，亨特奠定了安妮的个人风格基础：倔强、不拘一格，永远寻找更好的表现手法。
后期的安妮·莱博维茨在人像把握上已经非常成熟。她已经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抓住一个人的心态特质，并用镜头表现出来。列侬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全裸的他和小野洋子相拥的场面正是由莱博维茨按下的快门。“你准确无误地刻画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列侬对莱博维茨的评价。
之所以说安妮·莱博维茨是《滚石》的“遗产”，是因为她带有极强的嬉皮、摇滚乃至《滚石》的印记。在这本杂志工作十几年之后，安妮·莱博维茨加入《名利场》，又陆续和众多媒体、商业品牌展开合作。
她从未丢失自己的个人风格，但同时又能掌握商业需求。回顾这位摄影师的过往，你会发现她和《滚石》的成长有相当契合的曲线，只不过一个后期可以用“成熟”来形容，而另一个——因为是一家媒体——只能算作“归于平寂”。
（题目和文中图片来自：Wiki Commons、Flickr、《滚石》杂志）
（来源：好奇心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