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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東籬舊友）談到港人的國族認同，筆者總會想起頗具北京與香港“雙城寓言”色彩的電影《春嬌與志明》。影片中首都北京與創富想象相連，港人對于經濟價值的熱切關注，想象性地撫平兩地關系中的張力，並遮蔽有關政治的討論。“北上好賺錢，其他都別談”，香港導演道出2012年港人心聲。
而今年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上映後，有香港知名評論人將其視作“五味雜陳的香港隱喻”，並稱“香港上空的聲納”震撼港人耳膜，“族群的天空已經被狠狠地收窄著”。
新一波本土主義風潮湧起，互聯網上反感大陸人的信息開始集結，針對大陸人的“反蝗蟲”運動不斷冒頭，“港獨”思想也衝破禁忌、彼此應和。受此社會氛圍影響，昔日潛隱在某些港人心頭對中央政府管治的困惑，在一輪輪煽動下開始放大並走向極端。他們對于社會現狀的不滿，也轉而歸咎于制度，歸咎于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
困惑可以理解，但他們無疑是打錯了板子。放眼全球，除了港澳台地區，沒有哪國在中央層級和部分地方區域，分別實行迥異的政治制度。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的確很“特殊”。
從建立在自身“特殊性”基礎上的“香港認同”演變看來，上世紀70年代是重要的曆史節點。香港經濟起飛爲港人帶來優越感，文娛産業的發展又爲其締造共同的文化記憶，隨著香港與內地差距逐漸拉大，“香港人”的意識逐步成形。
然而正如某文化研究學者所說，“香港本土派很多都是年輕人，他們根本沒有享受過所謂在大陸人面前很有優越感的時期。”從“反國教”到“占中”乃至“旺角暴亂”，當前被本土勢力推向前台的青年，對于香港這個“想象的共同體”並沒有多少可以共享的“光榮記憶”。他們的“香港人”認同更多建立在對大陸的拒斥之上，“在抵抗的便是香港人”成爲該群體的精神信條。
對抗的姿態難掩青年群體內裏的虛空。在“民主”旗號下聲嘶力竭，卻搞不懂究竟爲何而戰。港英統治下的香港雖無民主可言，卻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強化香港人的本土認同。
香港青年恰好主要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式的公民教育，較之長輩更加認同西方意識形態。在泛民派的誤導下，便先入爲主地産生“內地是不民主的，香港是民主的”二分思維，並將“民主”視作香港核心價值的重要內容。
相形之下，回歸以來，香港教育體系中有關中國曆史和國情的內容卻明顯不足，直接導致香港青年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缺乏了解，也因此難以鞏固和增強對國家的認同。對中國曆史的虛無主義態度，對現實國情的漠然無知，以至部分青年“只知有港、不知有國”，甚至以爲“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可以“二選一”。
而在具有高度包容性的“一國兩制”方針下，內地與香港長期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香港青年又對內地缺乏必要的了解，“中國人”認同本就可能流于形式。同時，泛民派試圖虛化“一國”，凸顯“兩制”，部分香港青年受此影響，將對內地意識形態的不認同，過度擴展到政權，轉而對中央政府依法管治抱以排斥乃至對抗的態度，甚至出現分離主義的不良傾向。
再加上香港本地社會問題難解，不滿于發展現狀的港人視其爲回歸所致，盲目信服港英統治“自由、民主、法治”的殖民神話，卻將其留下的房屋、醫療衛生、個人儲蓄等方面的爛賬，抛由中央政府“背鍋”。而兩地交往偶有摩擦本屬正常，在防備甚至敵視的心態下，所謂“中港矛盾”被刻意放大，使問題進一步失去妥善處理的機會。
反對與破壞是容易的，關鍵是創造與新生。“捍衛香港民主”的急先鋒們，在對“抗爭”行爲的迷戀中，在對“戀殖”情懷的浸淫下，正將香港推向不安與動蕩的邊緣，而他們所笃信的問題答案，或許正是別人餵下的毒藥。
回到文首的香港電影，香港既不應延續殖民時代的定位，繼續漂泊在家國之外，只在“揾錢”中實現自身，回避國族認同的焦慮；也不該任由泛政治化的陰雲壓境，破壞當地所珍視的“港人的生活方式”。
在回避與激進之外，擺正心態、檢視問題才是出路。既然曾有2008年奧運盛典讓港人熱淚盈眶，“中國人”認同空前高漲的過去，中港之間眼下的心結也應有望化解。港人要知道，從沒有脫離“一國”的“兩制”，背靠大陸的發展才能有效解決香港當前經濟民生問題。
此外，通過加強港人尤其是青年與內地曆史文化和經濟利益上的聯系，讓曾經“存在感”不足的國家顯影在港人面前，雙軌並行開展國家認同教育還“爲時未晚”。香港人的首都在北京，這會是有理性港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