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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阻击战仍在进行时。这场战争没有硝烟，却格外严峻。对有关地方、部门而言，抗疫抗的其实不只是“疫”，还有跟疫情有关的谣言。打击谣言很有必要，但“谣言”不是个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的筐。如何对待有些跟疫情有关的信息，也考验着执法者的价值理念。
这两天，“武汉处理8名散布‘SARS谣言’者”的话题持续引发讨论。先是最高法官方微博跟公号就此发声，称打击谣言有必要，但不是什么虚假消息都是谣言；对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没恶意，行为客观上未造成严重危害的“虚假信息”，也该保持宽容态度。接着武汉市公安局官微29日对此作了回应，称对8人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之后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对此表示，这8个人是可敬的，事后可以给予他们很高的评论，因为他们是“事前诸葛亮”。另据报道，这8人都是医生，所谓的“散播”也都是在与医学相关的微信群中，他们事后也都参与到了抗疫当中。
备受关注的，还有另一则报道：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一护士因在微信群谈论疫情防控信息，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被全院通报批评。据了解，涉事护士并未传播谣言，也没有恶意编造谣言，只是在微信群内讨论疫情信息。医院方面曾要求，任何人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或发布疫情防控信息。
平心而论，8名散布“SARS谣言”者被处理，只是疫情话题集束中的“旁支”；护士因谈论疫情被通报，也是个例。但这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就在于公众将这作为某些部门、单位对涉疫情信息传播态度的“窥视镜”，以及权力谦抑与否的“显微镜”。
更何况，这两起事件中，被处理的都是医务人员——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身处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的“专业说法”，也是公众希冀得到的信息获取途径。对医务人员发布信息动辄以“传谣”来处理，释放的显然不是什么积极信号。
▲武汉被训诫医生：看最高法文章后轻松了。 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跳出个案看，疫情发生之际，往往是各类信息充斥，包括某些谣言。这些谣言有的的确会扰乱抗疫秩序，对此也必须予以打击。但也要看到，繁杂的涉疫情信息中，有很多的确与事实有些出入，属于“不实消息”，对这类消息的处理，体现着对正常社会表达特别是涉灾涉疫信息传播的态度倾向，也体现着对权利的保障程度。
从常识来说，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化的。与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恶意散播的谣言不同，在舆论场上有一类表达或许并非完全符合事实，却是正常交流和沟通。这些存在事实瑕疵的信息，会在信息无影灯效应下得到澄清与纠正，社会危害也有限。对此该看作是“谣言”，还是无恶意的不实信息，呈现的是两种执法理念。
说白了，谣言该打击，但对谣言的认定必须慎之又慎——就像最高法说的，要考虑发布者的主观恶意与实际后果，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不能开个玩笑或说话稍有差池就扣上“谣言”的帽子。
就8名医生散布“SARS谣言”事件本身而言，有的说法确实不准确，把新型冠状病毒说成了SARS，但从危害看，他们的说法非但没有危害性，反而是有益的——最高法那篇文章就提到，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而法律对某样行为予以惩罚的前提，原本在于其危害性。
正因如此，当地有关部门的回应中也有“转圜”之意。如果说，该部门起初的处罚决定也是在当时背景下基于“部分事实”做出的，有其局限性，那普通公民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豁免权利”。不能说，管理者可以根据事态变化来修订决策，而普通公民却必须永远正确。
防疫要防谣言，但不能把什么都当“传谣”。抗疫是“非常时刻”，越是这样的“非常时刻”，越需要依法行事。疫情防控需要“非常手段”，但对涉疫情信息传播的处理宜应坚守法治轨道。这跟疫情防控目的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保障人们的权利——不论是生命健康权还是正常表达权。如果有关方面执法过度，造成社会公众噤若寒蝉，甚至许多正常表达或有益信息也自动息声，反而会对防疫造成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