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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慶五千年未有之勝利，開億萬世永久之和平”——７０年前，日本侵略軍代表今井武夫到湖南芷江乞降，縣城東門上貼出巨幅對聯。
隨後，從長沙到漢口、從南京到上海，從杭州到北平，從濟南到太原……在一片片飽受日軍蹂躪的中國土地上，日本侵略者向中國軍民低下曾經不可一世的頭顱。
７０年後，天安門廣場，中國以戰勝國的姿態舉辦隆重的大閱兵，紀念這千年未有之勝利。這是一場為了和平的紀念。
生死、離合、災難、恥辱……對於那些對戰爭有著刻骨銘記憶的人們，一切都已滄海桑田，化成對和平生活的強烈信念。
**從“一個人”到“一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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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上了年紀的抗戰老兵一樣，９５歲的八路軍１１５師６８６團政治處特務員孫志坤的“戰爭記憶”如破碎的玻璃，雖紮在腦海深處，卻時時閃光。
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在１９３３年延安元龍寺蒲屯村放牛時參加了陜北紅軍，擔任司號員，那年他只有１３歲。
四年後，盧溝橋事變爆發，延安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全民族抗戰，隨後中共中央軍委在延安發佈了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
孫志坤記得，“換裝那天，下著雨。摘下紅星，戴上有兩粒紐扣的八路軍帽子，有的戰士哭了，但沒有不服從的。”
正是他所在的１１５師成為八路軍編制上的“第一師”，最先從陜北出發，渡過黃河並與日軍進行交戰。
他清楚地記得，距改編一個月，他們的隊伍就打了一場“漂亮仗”——這場後來被載入史冊的“平型關大捷”，是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取得的第一場主動出擊的勝仗。
“日本人死的多啊，滿地都是戴黃帽子的日本兵。”只有１７歲的孫志坤因為年齡小沒有上前線，負責打掃戰場，“遍地黃色”的一幕讓他驚呆了。
但是老人怎麼也記不起抗戰勝利日那天的情形了。他說，他只是跟著部隊在走。
老人參加紅軍的年代正是中國軍閥混戰、殖民勢力橫行時期。兵荒馬亂中，父親去世，隨母親改嫁後的孫志坤不堪忍受寄人籬下的日子，一個人跑了出來。
“年齡越大，父親越對小時候因母親改嫁無奈出走的事記得清楚，”孫志坤最小的兒子孫建軍替父親擦著眼淚，“這是他心裏的一個梗。”
“咱家現在都２０多口了，您再也不是一個人啦！”看到父親眼淚又流了下來，孫建軍拉著父親去看挂在客廳的全家福。
那是老人９０大壽時一家人的合影：身著紅色中式大褂的孫志坤和老伴樂呵呵地端坐在孩子們中間，６個兒女“開枝散葉”——典型的中國四世同堂大家庭。
從“一個人”到“一大家子”。即使回憶不起勝利的情景，但沒有人比這位飽經戰亂的老八路更能感受，勝利後的永久和平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意義。
**用沉默來“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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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志強９歲那年有一個強烈的念想：有一天造出槍炮子彈，為全家報仇！這個想法誕生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晚。
坐在南京郊區燕子磯化工新村寬敞明亮的家中，這位已經８８歲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告訴記者：“就是這個念想支撐他度過那段歲月。”
那段歲月，他住在南京市內橋王府園，是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核心地點之一。當時，守衛南京的唐生智部隊誓言堅守６個月，卻沒有設定撤退路線，恐懼絕望的南京市民四處躲藏。常志強一家退到一條巷子裏，就在這條巷子裏，一家１０口變成了３口。
常志強親眼目睹了父親和弟弟被日軍槍殺，姐姐被姦殺，又看到胸口被刺傷的母親掙扎著給兩歲的弟弟喂了最後一口奶後死去，驚嚇過度昏過去的常志強撿回了一條命，一個機械廠老闆娘救了他。
“她的臉形很像我媽媽，講話的樣子也像，我就經常找看機器的藉口去看她。”因為“救命恩人”像極了媽媽，因為相信機械可以造出槍炮，常志強立志進入機械廠工作，“造出槍炮子彈打鬼子”。
他如願以償。日本投降後，重慶煉油廠撤回南京，日本賠償的機器運抵後，還來了中國工程師和技師，常志強通過考試來到機械車間上班。當然，他最終沒有機會像日本兵槍殺自己的親人那樣，拿著槍去打鬼子。
不過，他記得勝利的每個細節。７０年過去了，他依然會在腦海中過電影般一幀一幀“回放”日軍投降的景象，這讓他“感到解氣”。
“先是８月上旬，賣糧食的中國人說，‘鬼子斷糧了’。後來就看到日本軍人裏娃娃兵越來越多，他們餓得趴在城墻頭哭，有中國老太太可憐他們，買了大餅扔過去。”
常志強回憶，他家不遠處有個日本軍營，過去日本軍糧都是從本土運來的大米加麥片，在軍營打工的中國人拾剩餘糧食拿出來賣，“種種跡象證明，日軍確實快要撤走。”
“以前很囂張的日本人都低著頭走路。慶祝勝利那天，南京城鞭炮連聲，日本兵則被差遣著掃大街。”每每“回放”至此，常志強就會露出得意的微笑。
但是和許多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一樣，對於那段慘痛的經歷，常志強選擇用沉默來“遺忘”。
“我們家從來就沒有清明節。”小女兒常小梅說，“小時候還想問為什么我沒有爺爺奶奶，一看到父親臉色變得陰沉，就不敢開口了。”
常志強告訴記者，他並不是沒有嘗試過向人訴說自己的親身經歷。第一次說出埋藏心底的故事，是１９４９年向單位領導彙報，說了一半，就難過得說不下去，從此再不肯開口。
“父親對誰都很好，但跟誰都不是很親近，也沒有朋友，就像是一座孤島。”５０多歲的常小梅說，“以前不理解，直到自己上了些歲數，也漸漸明白了父親心裏的苦。”
幾十年來，常志強都是獨來獨往祭奠親人。直到去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國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常志強帶著一家十餘口，集中在他位於長江邊燕子磯附近的家中，第一次舉行“家祭”，祭奠７０多年前那個寒冷黑夜裏逝去的親人。
**唯知其辱而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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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維廣時常叼著一支煙，望著如巨人般的高黎貢山脈出神。７０多年前，那裏曾是拉開中國抗戰大反攻序幕的滇西反攻戰的核心戰場。
已是“耳順”之年的他依然不願向外人談起姨媽李要弟在抗戰中的悲慘故事。他更願意緘默。
在他的記憶中，從小就沒有見過這個姨媽，但直到１０多年前，從當地的《保山日報》上看到有關慰安婦李連春的故事，全家人才開始意識到，報紙上那個“很有名的李連春”，很可能就是自家的長輩李要弟。她是滇西第一個站出來指控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慰安婦。
“我的母親李果弟在世的時候，也不樂意提，一直到兩個老人人生最後的幾年，她們才重新相認。”他說。
封氏家族祖祖輩輩生活在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臘動鄉白泥塘村，曾經是滇西反攻戰中大松山地區後勤補給線的途徑地，也是中方軍民傷員輸送下山的交通要衝之一。
按照封家人的回憶，１９４２年日本兵佔領怒江西岸後的某一天，李要弟去趕集，不料遭鄉里的漢奸出賣，被聞訊前來的日本兵在集市上擄走，關進了大埡口的慰安所。李要弟每天被迫受到二、三十個日本兵的強暴。
數月後，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李要弟逃了出來。但其他慰安婦就沒有那麼幸運，隨著滇西大反攻的推進，節節敗退的日本兵將大埡口的慰安婦全部殺害。雲南史志記載：“三年之中，受到侵華日軍性暴力迫害的婦女有數千之眾。”
時至今日，在中國農村，“被強姦”依然是一種難以啟齒的家門之辱。“被日本鬼子強姦”在當年更是被認為是莫大恥辱，甚至是罪孽。
在龍陵縣董家溝日軍慰安所舊址，李要弟的故事被做成一個展廳，但封家人沒有進去參觀過。
“２００３年有日本ＮＨＫ的記者來採訪過，有的人一進村，就要向我們鞠躬。”封維廣的侄子封應科說，“但現在日本當局對歷史還是不太承認，有的人簡直就是要推翻歷史，我們實在不能接受，我們這裡不歡迎日本人來。”
“如果今天還有侵略者要打來，我想我們中國人都是有骨氣的，我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封應科說。
曾有人邀請封應科去講講他家中長輩李要弟的故事，他拒絕了。
如今，封應科以種紫皮石斛為生，這種植物能開出白底略帶紫色的小花，具有較高的藥用價值。１９４４年６月，中日雙方兵力在龍陵縣展開拉鋸戰，奠定了中方反攻勝利的基礎。７０年過去，這片戰場變成了國內最大的紫皮石斛藥材種植基地。
為了讓紫皮石斛有更好的銷路，封應科借“微信朋友圈”把石斛生意做到了全國，年收入１０多萬元。他還幫著村裏種石斛的村民銷售，這讓封應科贏得了尊重。
封應科告訴記者，當年日軍設立慰安所的臘動鄉大埡口也開始試種有機石斛，“也許，紫皮石斛就是大自然給這片曾經的戰場帶來的新生機。”
**閱兵：戰勝國應有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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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歲的蔡浙生期待著即將到來的９月３日。這一天，他將以抗戰英烈後人的身份參加閱兵式，坐在軍用敞篷車上，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
“我在的方陣叫抗戰老同志方陣，既有抗戰老兵，也有老兵的後人。年齡最大的１００多歲，最小也近８０歲，我算是年輕的。”已提前到京參加閱兵綵排的蔡浙生對記者說。
據悉，考慮到這些抗日功臣的健康，抗戰老同志方陣將較靠前通過天安門廣場。“每天都有醫生為我們檢查身體，時時關注我們的健康狀況。”
“感動、欣慰、激動。”精神矍鑠的蔡浙生把能參加閱兵式看做莫大的榮譽，“這是對父親最大的安慰。”
蔡浙生的父親是著名的抗戰將領蔡炳炎，曾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１８軍６７師２０１旅少將旅長，殉國於有“血肉磨坊”之稱的淞滬會戰上海羅店戰場。
“一場戰爭徹底改變了父親和我的命運。”現居合肥市廬陽區的蔡浙生說，“如果沒有戰爭，父親或許會成為一位優秀的教書先生，我也不會在襁褓中就和母親分開。”
蔡炳炎殉難時，留下了年僅２７歲的妻子趙志學和三個年幼的孩子。雖然國民政府發放了烈士撫恤，但戰火紛飛的年月，母親一人照顧不了三個子女，不得不將小兒子蔡浙生和女兒亞蘭託付給親戚，分別撫養於安徽金寨山區。自己則帶著大兒子保生去往陪都重慶，後牽往台灣，又僑居美國。
對於“丟下”自己的母親，蔡浙生至今仍然心痛。“直到１９８６年９月，家鄉為父親舉行烈士遷墓儀式，一直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回國的母親才從美國飛到合肥，找到我。那年我５０歲，媽媽７６歲。”
“別人都是５０歲沒了媽，我是５０歲終於又‘有了’媽。”說到這兒，老人哭了起來。
蔡浙生說，遷墓儀式後，母親就留了下來，直到去世。客居美國數十年，趙志學一直保留著中國國籍，
母親告訴他，父親１９２４年考入黃埔軍校，入編第一期第二隊，在“以血灑花，以校作家，臥薪嘗膽，努力建設中華”的豪邁校歌中，踏上了革命征程，直至抗戰爆發。
“父親用生命遲滯了日軍的進攻，但中國的大地上又多了一個分離的家庭。”蔡浙生說，“但救國存亡，是那整代人的情懷。”
母親回國後，蔡浙生開始從事港澳臺僑工作。１５年間，他走訪慰問了數百位僑屬，接待了大量知名歸僑，包括抗戰老兵和後人。
“我是新中國養大的，見證了國家從百廢待興到如今的興盛強大。”為幾天后的閱兵式“積極備戰”的蔡浙生老人豪情滿懷地說，“閱兵，這是戰勝國應有的姿態。沒有誰比我們這代人更懂得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