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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主开车追3公里撞伤小偷‘涉嫌故意伤害’”一事，这两天引发舆论热议。
事情由来是：江苏南通男子孙某近日发现车内钱包被盗，见不远处盗窃者卞某正骑着电动车要跑。孙某开车追了三四公里，最终直接将其撞倒。经诊断，卞某左腿骨折。如今，卞某在医院被监视居住，孙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
“钱被偷后追小偷”，这是合乎人之常情的举动，可在此事中，作为失主的孙某开车撞伤盗窃者的情节，却为此事的性质认定增添了难度：当地警方的处理保留了弹性空间，认为他“涉嫌故意伤害”，但又做出取保候审的处理。而孙某自述“自己家庭困难，被偷的钱是他下个月的房租”的情况，更是增添了此事的话题性。
不能只看撞人那一刻，还要结合整体追赶过程来看
毫无疑问，这是又一起“好人”与“坏人”作斗争，结果“伤敌亦自损”的案件。近年来，这类案件时有发生：如唐山小伙朱振彪追赶肇事逃逸者张永焕致其被火车撞身亡案，福建男子追小偷致其身亡被起诉事件等，这些案件也屡屡引发争论，并经历了性质认定上的“变化”。
更具贴近性的，是6月11日岳阳市中级法院审理的“小偷被失主驾车追赶致伤反告失主案”，该案一审按照一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判决，二审则认定失主是正当防卫。
同样是“追小偷”，该案中孙某由被害人变成了被告人，其行为又该怎么认定？当地警方认为涉嫌“故意伤害”，网上很多人则倾向于“正当防卫”。依我看，其角色转换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认识，而司法层面的考量要兼顾法理、事理、情理。
就该案来说，发现自己财物被偷后，当场追赶疑似小偷者，符合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现在的问题是，直接将小偷撞倒的行为，其性质是否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呢？
在我看来，这里不能仅仅考察孙某撞倒盗窃者卞某那一刻的行为，还要联系整个追赶过程来看。在孙某具备了正当防卫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比较起车内财产遭受的侵害与卞某人身遭到撞击，撞击造成的损害和危险要大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孙某的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系防卫过当。
但判断“是否超出限度”，还得看有无造成重大损害。卞某的伤情自然也是个要考虑的因素。
既符合法律又不悖情理，正当防卫认定需拿捏好善治分寸
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是一方面，若认定是防卫过当该不该被处罚是另一方面。现在看来，当地警方认定是故意伤害但允许取保。若失主孙某确实防卫过当了，采取“取保候审”的偏宽松处理，无疑是合乎情理的。
毕竟，对于犯罪的认识，必须强调其危害社会的本质特征。就将小偷撞伤行为而论，看待其危害性时，不能忽视被民众广为认同的基于情与理的评价。“只要造成了伤害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很容易陷入机械执法的泥潭。
更何况，在类似追小偷的案件中，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只以结果论。在有些类似案件中，失主或见义勇为者追赶小偷前，小偷不仅有错在先，还一错再错——被发现后拒不交还盗窃的财物，这也赋予了追赶和保护财物行为以正当合法性。该案就存在这种情况，依照刑法对于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对孙某免除处罚也恰如其分。
事实上，对“追小偷”之类的行为的认识，还涉及公民的另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及时被发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当然在扭送过程中，不能故意伤害嫌疑人。
从维护社会治安、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角度讲，任何人及时制止犯罪，都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在此过程中的“次生伤害”怎么看待，必须置于具体情境下考量，也必须兼顾法理、事理、情理。
进一步讲，从山东于欢案到昆山反杀案，再到福建赵宇案，近年来有关正当防卫的讨论已有太多。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如何对类似案件定性，不仅事关双方切身权益，也事关整个社会的司法导向。在司法实践中，厘清正当防卫的边界，让类似案件判决既符合法律，又不悖情理，确实需要格外审慎。
对司法部门和公众来讲，也有必要意识到，正当防卫认定既不必扩大化，也不能机械化，而要把握好不偏不倚的分寸。
如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指出的，一方面对法与不法明确的犯罪、反击型案件，要鼓励大胆适用正当防卫，纠正以往常被视作“正常”的保守惯性，避免对防卫行为作过苛、过严要求；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也不能矫枉过正，防止“一刀切”“简单化”。要坚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常见的比如“假想防卫”“挑拨防卫”“事后防卫”等，都不是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这些行为可能构成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
对“追小偷”案件，显然也该如此，既要避免“强人所难”式要求，也要避免“只论动机，不看限度”的情况。要让每起个案的办理，都经得起法治检验。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