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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云汉】
新冠病毒肆虐人类社会已超过半年，对许多国家而言，这半年煎熬度日如年，昨日种种恍如隔世。
这场公卫危机也是对所有国家政府体制综合治理能力的严酷考验，许多东亚国家控制疫情扩散的表现非常突出，但有更多的西方国家之表现让世人跌破眼镜。
去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一份“全球健康安全指数”报告，这是第一次针对所有世卫组织会员国应付公共卫生风险综合能力的全球调查。研究团队发展一个详尽的评估架构，共列举一百四十个问题“指标”，并从一九五个国家取得相关资料。
这项庞大研究计划动员的人力与物力也是空前，研究合作单位还有《经济学人》附属智库（EIU），还得到比尔·盖兹基金会等赞助。
令人讶异的是，许多被这份报告评比为应付大规模传染病风险的综合能力最优等级的，如英、荷、法、德、西、比利时、瑞士等，却成为COVID-19疫情重灾区；而被列为最末段的许多非洲国家，疫情却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最讽刺的是，这份报告综合评比第一名是美国，而美国却是新冠病毒危机的全球震央，到七月二十一日止， 确诊感染者高达三八三万人，死亡人数超过十四万，都是全球之冠。
经过这场疫情的真枪实弹检验之后，我们应该更为清醒，不要对许多西方权威机构发布的各种全球排名指数一股脑的膜拜。这些报告固然值得参考与重视，但也需要仔细检视这些报告背后的核心假设与研究方法。
报告的主要撰写者
特别值得深入关注的是，这些报告制作过程是否不自觉夹带西方中心思维与西方优越论，他们提倡的价值标准是否仅为西方经验量身订做，而无法合理考虑其他文化与历史条件下，不同发展路径的相对合理性。有时这些报告所推崇的模范生，可能像是绣花枕头一肚稻草，光有鲜艳亮丽的外表。
未来亚洲国家应该对自己社会体制的特色以及相对优缺点，发展更具自主性的评估机制，能合理考虑亚洲国家的特殊文化、社会与经济条件，例如人口密度特高， 天然资源相对单薄，多数曾经历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以及在价值观念上更强调群体福祉的优先地位。
【本文首发于《天下》杂志，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