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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特約作者 江瀚】2015年11月23日，一代新制度經濟學大師道格拉斯·諾斯闔然長逝，伴隨著長者的離去，縱橫經濟學界數十載的新制度經濟學派逐漸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科斯、諾斯的相繼離世，整個新制度經濟學派僅剩下威廉姆森等寥寥數位大師。雖然斯人已逝，但諾斯留下的歷史分析方法，制度思考范式依然閃爍著其不可磨滅的光輝，讓我們再重讀一遍《西方世界的興起》，用歷史分析方法的新制度經濟學視角再來審視我們當今中國的經濟與歷史。
回顧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正如楊慎先生所言“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鬧春秋，秦漢興亡過手。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說甚龍爭虎斗。”從華夏文明建制伊始，五千年來中國表面上朝代更替，帝皇更迭，王侯將相風云突變，不過是在于制度的路徑依賴與制度變遷。從諾斯的經濟史觀來看，中國千年制度就在于土地二字，一個王朝的興盛就是土地制度的興起，無論是商周的井田制，還是秦朝的軍功爵，其核心就在土地。一個王朝的興盛，往往因為一個全新的土地制度安排，而一個王朝的由盛轉衰普遍因為土地的豪強兼并，當土地兼并達到白熱化的時候，必然流民遍地，餓殍遍野，官逼民反的大幕由此展開，當通過起義破壞了地主豪強的土地兼并，新的王朝興起，強制實現了土地的制度變遷，一個新的循環再次展開，并隨著王朝控制力的降低土地的新制度安排——路徑依賴——制度損耗——豪強兼并——強制性制度變遷——新制度建立的歷史輪回就又一次展開。
這就是中國五千年的農業文明史，當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歷史國門，當洋務運動用自強求富打開了中國的工業文明，進入工業時代的中國，土地制度不再是唯一的控制變量，但五千年的歷史讓制度在中國始終發揮著無可比擬的力量。通過土地改革，共產主義用星星之火實現了燎原之勢，最終打破了舊制度，實現了新中國，這依然是土地的制度安排。通過一五計劃，新中國從百廢待興中崛起用制度安排實現了中國工業體系從無到有的壯舉。但同樣是制度設計，有成功也必然會有失敗，通過制度安排可以成功的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實現全國的解放。同樣，通過制度的過度使用同樣會形成路徑依賴，長期的計劃經濟最終導致體制僵化，乃至讓中國經濟陷入長期的停滯不前，錯過了日本崛起，錯過了四小龍的騰飛。
1979年的春天，在經歷了多年計劃經濟之后的中國，終于迎來了曙光，正是每一次摸著石頭過河的嘗試，打破了計劃經濟的制度藩籬，并以市場經濟開放的胸懷，實現了頂層設計與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有機統一，讓多年形成的路徑依賴被化解，正式對經濟制度的層層松綁讓經濟的活力被逐漸激活，實現了從產品市場開始，到服務、要素的不斷開放，使中國的市場經濟從幼小走向成熟，發展成為獨具中國特色的蒼天大樹。
時至今日，當95歲高齡的諾斯先生離開我們的時候，中國經濟的制度框架是不是成熟了呢？當然不是，歷史不止一次的告訴我們，制度是不斷發展的產物，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只有變化本身。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經濟，正在塑造兩大全新的經濟制度引擎，這就是“互聯網+”與“供給側改革”。
何謂“互聯網+”，這絕不是信息科技發展這么簡單的技術問題，通過諾斯先生留給我們的視角可以發現：“互聯網+”是以互聯網技術為依托，實現互聯網與多個產業的有機結合，以互聯網的形式一步步的化解了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了經濟發展中最難以突破的交易成本，讓路徑依賴變得逐步弱化，產業制度壁壘被不斷打破，從而實現了基于互聯網發展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且通過草根的力量，去逐步完善制度監管，讓監管真正成為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力量，而不是“諾斯悖論”中的制度阻礙。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的“互聯網+”，可以說“互聯網+”將有可能成為最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制度安排模式。
那又何謂“供給側改革”呢？面對著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傳統的經濟拉動三駕馬車都逐步顯現乏力，需求管理模式正在走向衰落，供給管理正在崛起。從諾斯先生的范式來分析，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供給的頂層設計，一方面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將困擾企業的交易性成本、各種稅費、融資成本、社會保障成本等制度性桎梏一舉打破，實現企業的制度松綁；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更是通過供給側的結構調整，打破長期以來形成的經濟制度路徑依賴，提高供給的質量與效率，讓制度變遷變得更加容易，也更加利于經濟的發展。
今天，諾斯先生斯人已逝，但是他的思想光輝依然在引導著中國經濟的方向，相信借助諾斯先生的發展眼光，中國經濟會走的更穩健更健康。
作者簡介：
江瀚 閱讀及寫作愛好者，供職于中國銀聯政策研究室，從事互聯網金融與產業經濟研究，曾發表國際、國內核心期刊論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