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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影回甘，滄海桑田，香港歷史博物館近期展出７００多張珍貴香港舊照片，更詳細介紹了西方攝影術傳入香港的歷史，令人回味無窮。
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林國輝主要負責今次“影藏歲月—香港舊照片展，他介紹，１８３９年，名為“達蓋爾照相法的首個攝影術在巴黎宣佈誕生，並隨即向海外傳播。攝影術於１８４０年流入華南地區，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吸引外來商業攝影師前來，在這彈丸之地成立影樓。１８４５年，影樓業開始在香港興起。
這是香港皇后大道60及62號的影樓。照片見到的影樓有宜昌、輝來、興昌、南禎等（圖片來源：夢周文教基金會藏品）。
其中南禎畫樓設繪畫肖像服務，反映香港早期照相館是由畫廊轉型而來的。
林國輝說，香港是早期來華攝影師的重要基地，更孕育了首批傑出的華人攝影師，令香港在攝影術傳入中國的歷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由於攝影術起步之時，亦是香港城市發展初期起步之時，當年拍攝的舊照片就顯示出香港社會發展走過的足跡，饒具意義。
“現在看來，我們用數碼相機拍照十分方便，但當時所涉及的技術可謂‘高科技’，洗出來的相片也很珍貴，很多相片一直流傳至今，記錄的香港的歷史發展，是了解當時香港的重要媒體。林國輝感慨的說。
早年活躍於香港的西方攝影師，喜歡把香港的街景風光、重要事件和民生風俗拍攝下來，銷售給在港的外籍人士以送給家鄉親友，藉此向西方傳遞關於中國的信息。這些照片雖為商品照，但內容都集中在當時普遍視為最繁盛、最富代表性的政、經、商業中心以及地標性的建築物；或是攝影師認為具商業價值的民生風俗和大事主題的照片。
因此，香港早期的面貌就是在這毫無系統的情況下，被不同的攝影師零零碎碎地保存下來，現在把這些珍貴的影像拼湊起來，便能形象地描繪出香港昔日的面貌，成為研究香港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這是約翰·湯姆遜於1870年拍攝於皇后大道的杏花樓（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藏品）。
杏花樓於1846年開業，為當時香港上流社會飲宴的高級酒樓，除提供名菜佳肴外，它亦受到政治人物的青睞，作為議政的地方，其中興中會會員便常在此舉行秘密會議。
這是荷李活道文武廟，約攝於20世紀初（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藏品）。
廟內供奉文昌帝君和關聖帝君，俗稱“文、武二帝。廟宇右方是公所，是進行訴訟、議事及排難解紛的地方，廟宇左方則是“文武廟義學。
林國輝對記者說，英籍意大利人費利斯·比托是近代中國最有影響力之一的攝影師，他跟隨攻打中國的英法聯軍來到香港，第一時間在戰場上拍下照片，記錄當時戰爭的殘酷場面，也拍下英軍進駐香港的不少相片，他的相片成為了解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資料。“我們從書中或是地圖中了解當時香港的情況，都不夠照片能帶出的信息多。攝影成為當時重要的紀實媒體。
他說，攝影術在初期，是重要的商品，用作賺錢。很有生意頭腦的比托，將拍下來的戰爭照片賣給參戰的士兵，他將整個戰爭的情況仔細記錄下來，因為早已預料到那些士兵將成為他相片的主要客人。比托還將攝影作品贈送給將領以換取功績，連士兵都幫他搬運攝影器材，說明他的地位很高。
“很多攝影師還將作品賣給西方顧客，滿足他們了解東方奇聞異事的好奇心，比如當時身高七尺八寸的中國巨人詹五九，成為攝影師拍商品照時常選用的主角。林國輝說。
攝影術剛傳入香港後，影樓成為攝影師重要的生意。“很多外國攝影師以香港為基地，到華南地區拍照片，再回到香港賣。林國輝介紹。
林國輝說，當時的影樓提供很多道具，例如洋人喜歡穿清朝的官服，係著辮子，照完相，將相片帶回家鄉，告訴親朋好友，原來中國人習俗就是這樣。當時的影樓被稱為“銀行，因為生意很旺，但這種銀行“只見人存錢，沒人取錢，證明影樓在當時是一門不錯的生意。影樓還將相片如商人、囚犯照製成明信片，賣給來香港旅行、經商的客人或是外籍的居民，這些人再帶回家鄉，介紹香港或華南地區的民俗風情。
這是街頭“寫信佬，約1960年代（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代筆寫信曾是香港流行的行業。1960年代初期，寫一封平書的費用大概是三角。到了1960年代中期，已漲價到六角。如今，寫信先生和他們筆下的紙短情長，都慢慢沉澱在市民的集體回憶中。
當時很多清朝官員或者普通市民對攝影有些抗拒，他們擔心攝影會將魂魄攝走。但更難拍到的是婦女的照片，在當時的華人社會，“男女授受不親的禁忌根深蒂固的埋在人們的心中。林國輝說，難得的是，此次展覽還展出很多中國婦女生活狀態的相片，包括婦女扎腳相、吸食水煙袋、遊船相，一幅幅神秘東方的景象就這樣呈現在外國人的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