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与“四万亿”的“不一样”

搞“新型基建”与“四万亿”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有观点把“新基建”和“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等混淆，表明这种思想认识需要理清。“新型基建”与“四万亿”有一个一样，有五个不一样。指导理论是不一样的，12年前，我与吴炳新研究并提出消费主导型社会理论，这个理论与凯恩斯的投资刺激理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新型基建与“四万亿”都是投资，这是相同的地方。对2008年开始的四万亿强力刺激，让我国经济从次贷危机的低谷中明显复苏，有效对冲了次贷危机的冲击，实现了稳定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

但这轮强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及资产价格上涨等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因而导致了舆论对刺激政策态度的转向，并在一定程度束缚了后来政策的手脚。乃至出现全民族的“投资刺激恐惧症”，这是不正常的。但是过去两年我国经济持续下滑的现实也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没有、稳投资、稳增长政策托底，我国各种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转型将成为一句空话。当前我国的政策选择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在投资必须要推出的前提下，怎样优化政策，尽量降低其副作用，并兼顾长期的问题。

在这方面，四万亿投资的三条教训值得借鉴。“四万亿”投资的急放与急收都加大经济波动。2010年四万亿的快速退出让之前的乐观预期落空，不少在建产能还未投产就已过剩。而货币政策的迅速收紧更令企业雪上加霜。这种强力刺激政策的快放快收紊乱了市场预期，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难度，人为增大了经济的波动。

“四万亿”投资刺激产能进一步扩张。四万亿由于不恰当地刺激了我国制造业投资，令我国产能过剩局面进一步严峻，加大了稳定经济的难度。“四万亿”投资依靠财政政策来进行，债务严重。四万亿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主角。当时，决策者希望通过海量货币信贷来促使企业投资扩产。这种不问实体经济有无投资机会就撒钱的方式，造成了资金大量向虚拟经济漏出，推高了通胀和资产价格。从2015年11月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以来，我们的去产能、去杠杆、去和补短板，都是为了消除前期政策而采取的纠正和补救措施。

现在，我们有必要对四万亿做出客观评价，找出其成功，尤其要找出教训和不足，并在当前政策推进中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需要依据这些经验教训进一步优化政策。“新型基建” 需要找出和明确“不一样”的地方，让新型基建来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第 一 ， 内容不一样。 “新型基建” 是新的领域， 引领 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 ，不像“ 四万亿 ” 投资****于 建筑工程 。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数字经济撑起了一片天，从远程办公到在线课堂，从线上消费平台到无人商店，从无人机扫码到使命必达的物流战场，从智能护理、送药机器人到远程医疗……新产业新模式缓解了疫情的影响，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此次“新基建”包含7大领域：1.特高压；2.新能源汽车充电桩；3.5G基站建设；4.大数据中心；5.人工智能；6.工业互联网；7.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这些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一头连着巨大投资与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而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集中在铁路、公路、桥梁、桥梁、航空等建筑工程。

第 二 ， 背景不一样。 “新型基建” 是主动性的， 投资计划之内 ， 不像四万亿投是计划外的被动****投资。

从根本上来说，这次所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2009年的4万亿背景是不同的，一个是着眼于长期规划，并主动一个是仓促和被动。这次的基建，不是单纯的机械式刺激计划，而是一个早就规划好了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多数都在各地的投资计划之内，不过在疫情影响之下有所加强，一些地方加快了推进速度，一些投资项目为提前到2020年开工。

而2009年的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来说，确实是为了单纯的应对危机，是一个很被动仓促的行动，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摸清楚美国金融危机的底细，就连美国自己也难以搞清楚，失业率瞬间大增，所以中国当时也是非常被动的，为了稳就业，启动4万亿刺激计划。

第 三 ， 节奏不一样。 “新型基建” 将会保持节奏， 持续稳定发力， 不象“ 四万亿投资 ” 急放与急收都加大经济波动。

目前传说的50万亿看起来很多，但多数是未来几年的累计投资，不是一年的投资总规模。这次中国50万亿基建规划，指的是20多个已公布省份的未来总投资计划，从今年一年的投资额来看其实并没有比去年增长太多，项目总投资和年度投资规模不能混淆使用，项目总投资需在建设工期内分年度实施，一个项目从开工到完工，可能需要若干年，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周期更长，而年度投资只是总投资的一部分。例如，河南省2020年列出了3.3万亿元重点投资项目，但仅仅在2020年一年内完成的投资计划只有8372亿，约为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新型基建” 政策保持稳定发力态势，既不要一时用力过猛，也不能因为经济短期复苏就急忙撤出。这样方能给各方稳定预期，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而2008年末四万亿的强力推出，但2010年四万亿的快速退出，让之前的乐观预期落空，不少在建产能还未投产就已过剩。而货币政策的迅速收紧更令企业雪上加霜。这种强力刺激政策的快放快收紊乱了市场预期，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难度，人为增大了经济的波动。

第四，逻辑不一样。 “新型基建” ， 更多依赖“消费型”投资 ，不象“ 四万亿投资 ” 刺激“生产型”产能进一步扩张。

“新型基建”不从生产供给角度而是从消费角度入手解决矛盾。新型消费带动新型基建的，这是逻辑起点。“新型基建” 就不再刺激制造业这样“生产型”的投资，而应该更多依赖基础设施等“消费型”投资，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次贷危机长久地降低了全世界的总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会在相当长时间内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四万亿由于不恰当地刺激了我国制造业投资，修路修桥修码头机场和港口等，显然其将增加钢铁、水泥和工程机械等传统行业的需求，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

第 五 ， 资金来源不一样。 “新型基建” 更多依靠财政政策来进行， 不象“ 四万亿投资 ” 以货币过快投放产生副作用。

当前的“新型基建”政策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这种不带来货币总量扩张、又能更直接支持实体经济的方法来进行，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政策来提振消费，以避免货币过快增长产生的诸多副作用。四万亿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主角。当时，决策者希望通过海量货币信贷来促使企业投资扩产。这种不问实体经济有无投资机会就撒钱的方式，造成了资金大量向虚拟经济漏出，推高了通胀和资产价格。

应该说，以上五点应当体现在当前“新型基建”中，也是我们的希望。在未来，还需依据这些经验教训进一步制定顶层设计，优化政策。

依笔者意见，当前很重要的是拿出一个正确的理论纲领，把思想弄端正。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与理论的“不一样”。如果围绕投资讲基建，就会把人们思想带进沟里，激发对四万亿的否定情绪。

“新型基建”的逻辑起点是“新型消费”，不是“新型投资”，“新型基建”是适应“新型消费”的需要，不是投资刺激，理解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消费主导理论论，而不是凯恩斯的投资刺激理论，我们便对会议提出的三大“新型基建”任务有了清晰的理解。投资是稳增长的抓手，但是投资结构决定了未来的供给结构，是结构能否优化的重要方面。当前阶段的投资拉动和以前的投资劳动是有区别的，关键在于“新型消费”如何扩大有效投资。没有消费需求支持，投资需求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将会大量浪费。

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是“新型消费”导致中国经济布局的重大部署。因为有些理论家过于强调投资刺激，导致理论的混乱。单纯讲投资，从短期看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幅度与频率，从长期看会消弱长期增长的基础，主要表现为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产能的过剩及对决定经济长期增长因素的忽视。

从实践上看，新型基建以消费与投资结构平衡为出发点，新型基建只是实现平衡的中介，需要优化投资与消费的内部结构以及完善两者动态互动机制。这方面，需要制定一个主动的、完整的、实现平衡的、留有余地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