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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疗队两位男护士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讲述非常感受
“隔离病房里 被呼叫的铃声没断过”
截至1月31日，北京市医疗队在武汉共收治患者63人，包括确诊患者39名、疑似感染者24名，其中危重症5人、重症3人。经过相应治疗后，部分患者的病情已有所缓解。近期，北京医疗队还在筹备加开新的病区，接收更多患者，已缓解当地的就医压力 。
在开设疑似患者病区后，宣武医院的两名男护士王长亮和邢正涛先后进入病区值班。他俩都来自急诊科。在北京，已经见多了患者人情冷暖以及对寄托在医护人员身上的希望，而在现在的武汉，隔离病房内，这份人情和寄托，又被再次成倍放大。
讲述人 王长亮 35岁
宣武医院急诊科护士
“很多患者找我们是因为焦虑”
我们在病房里，有些是固定要做的工作，比如查血、换尿袋、输液、喂药等等，除了这些，患者在有需要的时候，也会随时找我们。
因为是疑似病区，所以患者基本都是单间隔离，不能随便出来，有事儿就按呼叫铃。在我值班的6个小时里面，被呼叫的铃声没断过。
很多患者找我们其实是因为焦虑，并没什么突发情况，比如跟我说，为什么我体温一直没变化,身上突然发冷啊？我挺理解他们这种焦虑的，虽然是疑似患者，也就差最后核酸检测确诊这步了，他们有的人进病房的时候，血氧饱和度只有80多了，特别需要及时的治疗护理。
而且，这些疑似患者，很多都是家里人也生病了，他们在外面都有牵挂。有一对夫妻是一块儿进来的，两个人提出住在一间病房里、相互有个照应，但因为都是疑似病例，必须单间隔离，我们只能让他俩住了隔壁。
我之前一直在急诊工作，那儿的工作节奏永远是忙忙碌碌的，没机会和患者有太多交流。但在隔离病房，我必须得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人在特别无助的时候，你就是多看他几眼，或者在他跟前多站一会儿，都会给他特别大的鼓励。比如，有个病人问空调怎么用，我也不太清楚、说给他问问去，他看我的眼神里都是感激。
在病房里和我们一块儿工作的，是武汉本地的护士，都是小女孩儿，特别年轻。看着她们跟我一起在这隔离病房里忙前忙后的，有那么一下儿，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女儿，设想她以后要是做了护士会怎么样。这工作有意义，但作为父亲我还是不太想让她干这个，太辛苦了。
我没跟我母亲说来武汉的事，骗她是单位加班，结果还是让我妹说漏了。电话里，我母亲的语气听着挺轻松的，说“小坏蛋，又给老太太下套了”。但我知道，她心里应该挺担心的。
讲述人 邢正涛 32岁
宣武医院急诊科护士
“住进来的老人，还惦记着外面的老伴儿”
进了隔离病房以后，我挺庆幸之前做的那些准备工作的。因为自己块头比较大，我试过一次防护服，所以知道，穿上了动作幅度不能太大。进了病房以后，我基本没敢坐下。
但还是有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比如因为戴了三层防护手套，再加上护目镜里起了哈气，特别影响视线，在给病人输液、找血管的时候，特别不方便。还好用了队里其他老师教的办法，护目镜里滴了些玻璃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别看我三十多岁了，但在宣武医院这次过来的医务人员里，我算年纪小的，一起来的很多老师都上过非典一线。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他们没把那段经历像“军功章”一样挂在嘴边，直到这次来武汉前，他们给我们培训，才把当年总结的经验讲了出来。
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除了一些防护上的技巧，还有对病人心理上的关怀。一个人长期待在隔离病房里，是很容易压抑的，必须要给予足够的关心。这次在病房值班，有个老太太刚住进来手机出了问题，她想赶紧联系送她来医院的老伴儿，看是不是顺利到家了。我帮她用值班室的电话联系了家人，老人心里就舒服了很多。
说实话，在隔离病房的工作强度，比在急诊还要累些，但我心里挺高兴的。当初我就是因为看过家人生病时，特别无助的样子，才学了护理专业，觉得很多人都需要这样的帮助。
比较幸运的是，我爱人也是护士，所以这次来武汉，她知道我要经历什么，每次打电话不会有太多疑问，就是简单地报个平安。我俩结婚两年了，感情挺好的，进隔离病房前，我把我和她的名字都写在了防护服上面，还写上了“我爱你”三个字。
文/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刘汩
摄/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高曌
疫区日记
2月1日 还在路上的579路公交车
在往常，李先宋驾驶的那辆579路公交车，会一路穿过武汉的中心城区，最后抵达地标性的江滩公园。
在城里的公共交通停止之后，李先宋还是开着579路跑在路上。他变成了北京医疗队的摆渡车司机，和另一位师傅一起，负责接送医护人员往返驻地和医院，从凌晨一直到傍晚。
李先宋说，公交队的师傅都没休息，有的是负责给小区运菜，或是运送超市员工上下班。相比之下，运送医疗队前往一线医院意味着什么，已经不必多说，李先宋自己也穿上了防护服，每天还要几次给车辆消毒。他怕影响家人，还把妻子和孩子也送到了亲戚家。
李先宋平时话不多，但他有意无意地也在观察医护人员的状态，能看出来每个人都很累，但上了车还是在讨论治疗的事情，“他们的努力，就是武汉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