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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新華社記者白旭 王海鷹 牟旭 蔣芳）聽說岩男剛宜要來北京出差，楊海輝請了假。他為自己的日本朋友認真安排了行程：逛故宮、嘗小吃，一個也不能少。
３５歲的楊海輝大學畢業後就在日企瑞薩集成電路設計有限公司工作。２００２年入職不久，他到日本接受培訓，負責人就是岩男。
“他不但教我們工作，還利用休息時間開自己的車帶我到處逛。”楊海輝說。臨走前，岩男還為他準備了日本小吃和小禮物。這些年來兩人一直有聯繫。
然而，交日本朋友的他曾是“憤青”。
改變——在時間的數軸上
像中國和日本這樣聯繫密切、情感複雜的鄰國並不太多。中日交流有幾千年曆史，在唐宋達到高峰，中國的文化包括儒學、佛學等漂洋過海傳到日本。幾百年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也給自己帶來了巨大傷害。
楊海輝的祖父是一名老兵。在從小聽抗日故事長大的他看來，日本等於“侵略者”。剛工作時，瑞薩還是合資公司，中方上司對他很好。楊海輝抱著學習先進技術的想法，才簽了工作合同。
隨後，他去過日本十多次，每次短則一週長則兩三個月。他對日本的看法開始改變：“日本人大多很客氣、很友善。他們做事認真，雖然有時缺乏變通。”
長時間、近距離的接觸，也讓他注意到日本人的變化：“十多年前，日本老一輩人由於戰爭原因對中國或多或少心懷愧疚，因此更友好。年青一代沒經歷過戰爭，沒有老一代那樣在意了。”
此外，中國的快速崛起與日本的經濟低迷讓民族危機意識很強的日本人感到壓力。“一些比較激進的人可能會受軍國主義思想的影響。”楊海輝說，“有時真擔心老一代人不在了，日本一些人對中國的態度會不會更不友好。”
中國人對日本的情感也在變化。
５８歲的山西人馬建鋼，老家榆社縣是抗日根據地，發生過著名的百團大戰。他的伯父馬定夫參加抗戰，１９４３年犧牲。
但這些並未讓他仇視日本。甚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對日本還頗有親近感。彼時，中國屏幕上出現了不少日本影視劇，如《追捕》《望鄉》《排球女將》《血疑》等。馬建鋼喜歡上了演員山口百惠和高倉健，有時還會抱著幼女馬慧欣一起看。
他對日本電器也很認可。“剛有彩電的時候，都願意買日本的。”他家第一台彩電是日立牌。
進入九十年代，馬建鋼的情感隨著現實的變化而發生了變化。
“有很多日本爭奪釣魚島的報道，還有他們修改教科書，我看後很生氣。”他說。
３４歲的馬慧欣小時愛看日本動畫片，如《花仙子》《聰明的一休》，雖然歷史課本會講到抗日戰爭，但她並沒將其與現實生活太多聯繫起來，正如她不會因為英法聯軍曾火燒圓明園就討厭今天的英國和法國。
她對日本的排斥心理是在工作後產生的。她成了一名公務員，看了日本右翼勢力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新聞報道後決定，盡可能不買日本產的東西。
由中國日報社和日本言論ＮＰＯ合作實施的２０１４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顯示，兩國公眾對兩國關係現狀認可度為近十年最低。受訪中國公眾對日負面印象比率保持高位，對日本“印象不好”和“印象相對不好”的比率達８６.８％。而受訪日本公眾對中國印象“不好”或“相對不好”的比例達９３.０％。
牽絆——無處不在的日本元素
但想從生活中剔除日本元素並不容易。
馬慧欣的兒子聽過先輩抗日的故事，也會說些“打倒小日本”這樣的話，但這並不影響他喜歡奧特曼。電影《哆啦Ａ夢：伴我同行》上映時，母子倆一起去看過。馬慧欣還有臺佳能相機。
韓楓是“日貨控”：從手機外殼到電腦鼠標，都是粉色的Ｈｅｌｌｏ Ｋｉｔｔｙ圖案。她用的東西，從家用電器到防霧霾口罩，都是日本產的。
“我用這些東西是因為它們品質好，並不會考慮它們是不是日本生產的。”她說，“誰不希望用品質好的東西呢？”
與朋友小聚，她也喜歡挑日本料理。對此，她的朋友孟潔（化名）有不同想法。
３５歲的孟潔是媒體人，從內心對日本有些排斥，儘量不用日本產品，但作為一個推理迷，她無法回避橫溝正史、江戶川亂步、島田莊司這些名字。
在貿易方面，瑞薩的楊海輝表示，目前中國生產的汽車，每十輛至少有一輛用的是他們公司生產的芯片。
近年來，中國一直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據日本財務省數據，２０１４年日本從中國的進口占其進口總額的２２．３％。日企去年對華實際投資額為４３．３億美元。目前，日本對華投資企業已超過２３５００家，遍及中國各地，創造了大量的工作崗位。
南京大概是中國對日本最排斥的一個城市了。１９３７年冬，入侵日軍在這座當時還是國民政府首都的江南古城屠殺了至少３０萬士兵和平民。這一數字至今沒有被日本方面承認。
出租車司機吳其峰有個原則：不載日本人。有一次，他從一家酒店接了三名客人。叫車的是個中國人，開始他並沒在意，開到一半，聽他們說話，意識到有兩個是日本人，他就問那個中國人：“你怎麼能把鬼子放我車裏啊？”還沒到目的地，他就讓乘客下了車。
“南京像我這樣拒載日本人的不少。”他說。
“總是有乘客問，為什么南京的出租車還有凱美瑞。”吳其峰說，對此他感到很丟人。
儘管吳其峰心結未解，儘管鬧市區鮮見日式料理，但南京並未完全摒棄日本元素——購物中心裏的日本品牌、書店裏的日本書、本地最好外語中學裏的日語班等，時時提醒著外來人：這是一個國際化的省會城市。
糾結——羨慕、排斥、嘗試走近
日本國內的中國元素也越來越多。記者分別郵件採訪了在日本的一名４１歲的公務員、一名２７歲的律師和一名５２歲的公司職員，三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採訪對象表示，中餐與日本人口味較接近，會常去吃；中醫藥取材天然，讓人有信任感；中國製造的衣服和電器也很常見。
他們對中國的印象有所不同，公務員和律師對國土廣闊、歷史悠久、獨生子女政策等印象較深，公司職員看到的是食品安全問題、經濟發展背後的“一黨制”和擴大的貧富差距。
中國人對日本的情感同樣複雜。
韓楓來自東北，她祖母幼時在偽滿洲國接受教育，會說日語。韓楓認為，自己對日本有親近感，卻絕不意味忘記日本入侵曾給中國帶來的苦難。
“我對日本的感情很複雜。去旅遊時，看到京都等地的建築，都是中國風格啊。還有日本文化的其他一些方面，也是跟中國學的。”她說，“從某種意義上講，看到日本就好像看到了中國曾經的一個側面。”
不過，路過靖國神社時，她很憤怒。“我算是中國人當中對日本比較有好感的了，但看到他們在介紹中公然說當年侵華是為了幫助我們，我感到特別無法接受。”
２２歲的蔣翼聰在這一點上與韓楓觀點相似。８３年前，他的曾祖父蔣光鼐率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中抵禦日軍。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真的很想原諒日本。”他說，“日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如果不是他們總否定歷史，我們為什么要背這個包袱呢？”
在這樣複雜的情感中，中日雙方都有不少人從未放棄走近對方的嘗試。
截至２０１３年4月，包含語言學校學生在內，共有９.７萬多名中國留學生在日學習，約佔日本留學生總數的６０％。
日本是來華留學生生源大國，２０１３年排名第四。《中國教育年鑒》顯示，２０１２年，日本來華留學生超過２.１萬人。
４５歲的矢野浩二可能是中國觀眾最熟悉的日本藝人之一。２０００年，他來華發展，現已在中國有了自己的家庭。
最初，他扮演的角色幾乎都是壞人——做了各種壞事的鬼子兵，以各種方式死掉。
２００７年之後，他開始尋求轉型，從反戰的士兵到現代商戰劇中的日本老闆。他在剛殺青的愛情喜劇《戀愛教父》中扮演一個內衣設計師。“那是個很‘變態’的角色，不過對愛情很認真。”他說。影片計劃１１月上映。
然而，即使成功如他也會有尷尬時候。一次主持節目時，他因一句玩笑話引起麻煩，這提醒他自己是一名日本人。“在中國，有些話中國人能說，但日本人不能說。”
中國導演陸川２００９年拍完南京大屠殺題材影片《南京！南京！》後，希望能在日本上映，但他被日本朋友告知，那邊阻力特別大。
談到日本，陸川說，那裏的友好人士讓他印象深刻，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也對他影響很大。
但是，２０１１年《南京！南京！》在日本點映時，由於擔心右翼分子搗亂，他們甚至聯繫了警方。在四五十名警察、五六輛警車的保護下，影片在東京放映了兩場。
友好——共同的期盼
山崎宏已離世快五年了。在他位於山東濟南的家中，挂著兩幅中國友人贈送的大篆書法：“懸壺濟世”“良知”。對面墻上有一幅刻在木板上的書法作品：“大道無門”，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寫的。
山崎宏１９０７年生於日本岡山縣，在日本侵華時應徵入伍成為軍醫。在中國，他眼見部隊一路燒殺搶掠，並非日本政府宣傳的實現“日中親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於是他逃跑了，在濟南當了倉庫管理員。
戰後，山崎宏留在中國，娶妻生女，開了一家診所，直到生命結束前一天都在看病。在他的診臺玻璃板下，壓著一篇以“贖罪”為標題的文章。
“他一直以贖罪心態在工作。”他的女兒山雍蘊說。窮人看病，他從不收費用。當地政府部門給他兩套房子，他只要一套；日本政府每年發給他的養老金，他幾乎都捐了出去。
２００７年，山崎宏１００歲生日時，在遺體捐獻證書上簽了字。“他高興得了不得，覺得自己的心願終於得償了。”山雍蘊說。
山雍蘊沒去過日本，不會說日語，講一口地道的濟南話，與當地人唯一的不同是她的日本姓氏。她說，父親一輩子的希望就是中日“友誼無盡”，“可別鬧得你打我、我打你的”。
山崎宏生前非常關注中日關係的發展，看電視時特別關注有關日本的新聞。“前一段時間中日關係出現波折，老爺子要是活著，又得給日本寫信了。”山雍蘊說。
像山崎宏這樣期待兩國親善的中日人士並不少。
矢野浩二希望能扮演唐代的中日友好使者阿倍仲麻呂。
“我是演員，也是中日交流的‘管道’，”他說，“其實，各行各業每個從事與中日有關工作的人都是一個細細的‘管道’。這樣的‘管道’越多越好，能夠匯聚成一個很大的‘管道’。這樣即使國家之間有衝突，有這些‘管道’在，百姓之間的交流就不會斷。”
他還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中日關係的黃金時期，年輕人的民間交流很活躍。“希望將來中國和日本的關係還能回到七八十年代那樣。”他說。
陸川表示，中日之間民間交流還不夠，因此雙方存在誤解。他訪問日本時，曾有觀眾表示不相信南京有３０萬人被屠殺。
“傷痛的記憶需要平復、治愈。”他說，“雙方需要多溝通，多了解。”
孟潔記得，剛工作不久寫過批評日本修改教科書的稿子，之後一段時間她對日本的態度比較極端。
２００７年，中日關係降至冰點時，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岩松製作了《岩松看日本》的節目並出版同名書籍，對日本政治、經濟、生活、文化、時尚、娛樂等諸多方面做了近距離觀察。這改變了孟潔的看法。
“我想很多中國和日本的年輕人可能和我曾經一樣敵視對方，卻連對方什么樣子都不知道。”她說，“白岩松的書突然敲醒了我。”
白岩松在書中寫道：“學會在存在問題並能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交往，是未來幾年中日間的課題。”
他還說：“先把愛恨放到一邊，去了解是最好的一個選擇，了解得多了，一切皆有可能。”（記者明星、強力靜、沈洋參與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