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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伊琛
“你的性侵行为确凿无疑，（这一行为）处心积虑、工于心计、扭曲且卑鄙。” 在当地时间1月24日，密歇根法院法官盯着拉里·纳萨尔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吐出这些判词，“你不配拥有再次以自由之身走出牢狱的资格。”
这位美国体操队前队医的余生将在监狱度过，他被判175年有期徒刑，合计2100个月。
之前，他只承认性侵过七人。为期七天的听证会中，有156名女性受害者陆续出席控诉，比原定出庭发言的88人翻将近了一番。她们中有人被要求脱掉内衣，被纳萨尔触碰私密部位；有人在父母于治疗室等待的情况下，阴道被纳萨尔的手指侵入。这些都被冠以“按摩放松”“治疗不适”等名目。
除了体操队队员，纳萨尔还将“魔爪”伸向了熟人的孩子。凯尔·斯蒂芬斯6岁就被身为父亲好友的纳萨尔性侵，她告诉父母，他们却选择相信好友而非年幼的女儿，并要求她向他道歉，于是噩梦延长，直至12岁。
更加悲剧的是，纳萨尔的罪行被揭开后，斯蒂芬斯的父亲自杀了。他最终意识到她说的是事实。
女法官阿奎利娜将这些勇于在黑暗中发声的女性称作“幸存者”，而非“受害者”。2016年一人获得四枚金牌的体操队“黑珍珠”西蒙·拜尔斯在推特上发长文告诉所有人：“（被性侵）不是我的错，我不会也不应该因此自责或内疚。”“我不会被这种可怕的经历所定义，我独特、聪明、积极、有才华、有热情，我向自己保证，我的故事可以比现在这一版本棒得多。”
“幸存者”受到伤害时大多不满16岁，她们或因年幼后知后觉，或会抑郁、自我否定、不断回忆加深痛苦。拜尔斯的长文还原了自己曾受到的心理折磨：“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不断问自己，‘是我太天真了吗？’‘是我的错吗？’即将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训练场所是我受到过侵犯的地方，一想到这里我就非常难过。”
“恶魔队医”纳萨尔受到惩罚，没有妥善处理性侵事件的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彭尼等高层辞职。故事却没有告一段落。在过去20年间，至少有368名体操运动员报告自己遭遇性侵，平均下来，几乎每20天就会有一个练体操的女孩鼓起勇气揭露“恶魔”的真面目，但她们的声音却被有选择性地忽视了。
密歇根州官员在1997年接到关于纳萨尔的第一个举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接下来的1998年、1999年、2000年，乃至2014年、2015年，情况依然。奥运冠军亚历山德拉·莱斯曼曾向美国体操协会投诉，“他们让我保持沉默。体操协会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名声，以及是否能继续从我们身上获取利益。” 另一位奥运冠军麦凯拉·马罗尼更是起诉了该协会，称曾收125万美元“封口费”并签署了保密协议。
泛美体操运动会银牌得主珍妮特·安托林曾跟家人倾诉，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信任。这些女孩不是没有向他们的父母、教练、当地官员或者医生说过自己的遭遇，然而这些有能力阻止纳萨尔的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纳萨尔一般的“恶魔”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们通常拥有极高声望和十足权威，无法轻易撼动。有一些女孩因此选择沉默。这种沉默也许是暂时的，像奥运冠军拜尔斯、莱斯曼、马罗尼和加布里埃勒·道格拉斯，长大后公开承认受到纳萨尔性侵。或者像好莱坞一线女星艾什莉·贾德那样，站出来揭露温斯坦20年前的性骚扰行为。
她们使用“我也是（#Me Too）”作为标签，表明自己也曾受到过性骚扰或者性侵犯，她们被《时代》周刊评为2017年的年度人物，被称为“打破沉默者”。如斯蒂芬斯所说，“小女孩不会永远不长大。女孩们会成长为坚强的女人，回来摧毁你的世界。”
13个月前，纳萨尔被捕，原因是收藏儿童色情图片。在所有28项重罪中看似不值一提的那项，成为了多米诺骨牌倾倒的第一张。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