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6月22日電題:中國足球會不會重新“師從德國”?
新華社記者王昊飛
何軍
波詭雲譎的第二輪後拿到1勝1平的德國隊,雖然放緩了前進腳步,但依然如巴西隊一樣不減奪冠大熱前景。作為巴西世界盃最年輕的球隊,德國隊過去4年間的驚豔、在十餘年低谷後迅速崛起的背景,均讓人對職業化20年來頻頻更換學習對象的中國足球產生聯想式假設:如果德國隊最終捧起大力神盃,中國足球會不會重新“師從德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德國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產生深遠影響。截至2014年4月19日,大眾汽車集團已為中國消費者交付了2000萬輛新車。領跑全球汽車市場的“ABB”在中國市場同樣遙遙領先。除了汽車,冰箱、錘鑽、啤酒等“德國製造”也在日漸提升著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至於師從德國足球,那已是22年前的事了。
中國球迷不會忘記施拉普納,作為市場經濟時代國足的首位洋教練,他的到來雖然未能了卻那個年代“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心願,但卻開啟了未來20餘年“師夷長技”的長路。施拉普納的專業欠缺,以及德國足球在1998年世界盃後的一度衰落,使中國足球在陸續拜英國、南斯拉伕、荷蘭、西班牙、法國等為師的路上與德國足球漸行漸遠。
儘管過去20年間克林斯曼、巴拉克、克洛澤等德國球星在中國球迷中不乏擁躉,但專業領域的德國元素卻顯得鳳毛麟角。10年甲A、10年中超,活躍在中國職業聯賽中的德國外援只有揚克爾、阿爾貝茨等寥寥數人,執教地方俱樂部的只有拉德、米登多普等屈指可數的人,德國足球在中國聯賽的影響甚至不如近鄰韓國。
一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是歐洲頭號經濟體,兩個國家拿來做發展對比的時候並不多,但兩國過去20年足球興衰背後依然有令人深思的東西。當沉寂了10餘年的德國隊在2010年的南非賽場開始重放異彩的時候,中國足球卻在勉強躋身2002年世界盃後開始玩成績過山車,足球人口也隨之大幅萎縮。
諷刺的是,德國兒童歌曲《小賴皮》因德語schnappi的發音類似漢語髒話,甚至被網民剪輯為《國足之歌》。近年來中國啟動了“校園足球”等一系列人才培養復蘇計劃,可足球職業的社會評價依然孱弱。而近期一項民調顯示,德國目前6至12歲的男孩中有17.3%表示長大後想當職業球員,其比例高於當警察和飛行員。
如今,國足教練換成了佩蘭,但誰知“法國教科書”能在中國發行多久?近年來,不計其數的有識之士強調青訓對足球可持續發展的要義,而德國在這一領域完成得尤為突出。自2000年開始強化青訓以來,德國隊已累計投資7億歐元,新建400多所培訓中心。
此外,德國足協規定德甲、德乙俱樂部的執照頒發必須與建立足校掛鉤;2006年起,德國足協規定所有職業隊必須有12名以上德國本土球員;“50+1”的財務法則限制單個人持股不得超過49%,限制了像阿布、弗洛倫蒂諾一樣的外來投資者掌控德甲俱樂部——這一點在阿里巴巴入股廣州恒大後仍然值得警醒,儘管馬雲是中國電商。
前任中國足協“掌門人”韋迪“變法”3年的失敗證明,在足球基礎薄弱的中國,僅靠“治標”有可能連“標”都治不了的現實。當24歲的托馬斯·穆勒用“帽子戲法”讓68歲的“轟炸機”蓋德·穆勒支持其打破世界盃進球紀錄時,中國球迷卻偶爾懷念起施拉普納年代涌現出的郝海東、範志毅等球員。
如果德國隊奪冠,中國足球是繼續師從法國還是慣性跟風地師從德國?事實上,在國字號隊伍師從何處並不是關鍵,而是在人才基礎層面完成經驗汲取和成果轉化。在數萬球迷熬夜觀戰世界盃的中國並不缺乏對足球的熱情,但是誰能依託這種熱情讓中國足球真正從基礎著手,進而走向復蘇和繁榮?這顯然不是德國隊奪冠與否的假設決定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