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性作家间那些鲜为人知的友谊

文学界的友谊都有些传奇色彩。一直以来，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威廉·华兹华斯一起在英国湖区跋涉的画面，总是与他们共同创造出的富有开创性的诗歌紧紧相连。而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 和波西·比希·雪莱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不仅是那个年代人们会津津乐道八卦一番，如今的人也对他们的故事充满想象。19世纪中期之前，查尔斯·狄更斯对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 照顾有加：狄更斯不仅发表这位年轻作家的作品，还参演柯林斯的戏剧演出，此外，他们还一起去观看色情歌舞表演。而厄纳斯特·海明威的自传也让读者可以一瞥他和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多爱一起狂喝痛饮，一显文学传说中这二位在爵士时代的友谊。

但是，当历史记住了这些男性作家的友谊，一些著名的女性作家却被神秘化，被认为是孤僻的怪人或者孤独的天才。在大众的想象中，简·奥斯汀是一个过分讲究的老处女，只要有人进她的房间，她就会轻轻地用有墨渍的纸盖住自己的稿子。夏洛蒂·勃朗特则被认为和她姐妹一样，长期生活不顺。人们想象着这样一幅图景：荒野的边缘，大风呼啸，勃朗特就在这样一个风声不断的教区牧师的住宅里写作。因为不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来往，乔治·艾略特被认为是冷漠的知识分子。弗吉尼亚·伍尔芙则被认为是一个抑郁的人，人们对她的印象停留在她在口袋里揣满石头后，自沉于乌兹河（River Ouse）的故事。

作为作家的朋友，自身的经历让我们（本文作者Emily Midorikawa和Emma Sweeney都是作家）对作家这种极端的隐居存疑。在我们超过16年的友谊中，我们互相依靠：批评早期书稿、交流写作课和写作比赛的信息。我们一路走来，互相祝贺，互相安慰。我们不禁开始思考，从前那些我们喜欢的女性作家也会这样相互支持吗？

就这样，我们踏上了研究之路。在接下来努力出书的漫长岁月中，这样的研究能给予我们支持。通过研究一堆堆泛黄的信件、被人忽略的战时日记，以及作家们的个人物品，这份共同的工作带着我们去发现作家间隐藏的联系。

简·奥斯汀。

让人惊讶的是，在19世纪早期，也就是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一起旅行、拜伦和雪莱一起探险的时期，简奥斯汀交了一个和她有很大阶级差异的朋友。尽管受到亲戚的非议，她还是跟家族中一位叫做安妮·夏普（Anne Sharp）的佣人成为了朋友。夏普是简的侄女的家庭老师，在教课间隙，她也会写家庭剧本。虽然有巨大的阶级差异，但她们同为业余作家的身份，拉近了她们的距离。不过，这个差异依旧是她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两位智慧的单身女性不顾一切地建立了她们的友谊，完全颠覆了简奥斯汀在人们心目中保守的、一切以亲戚为先的、不结婚的姑妈形象。

可惜的是，虽然简的很多信件中都有出现夏普，但只有一封她写给夏普的信件留存了下来。不过，我们还是有办法从丰富的档案资源中一瞥她们之间富于创造力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资料莫过于简最爱的侄女，范妮·奈特 （Fanny Knight，娘家姓奥斯汀）的日记了。我们偶然发现了两百余年来范妮日记里一直被忽略的两份文件，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亮点。这些文件和早已被遗忘的家庭剧本有关。这是夏普为了在简的哥哥家演出而创作的，对于研究简向夏普寻求了何种文学建议提供了帮助。

正如她的前辈简一样，除了夏洛特·勃朗特和她姐妹一起居住的约克郡的小村庄外，人们对勃朗特知之甚少。但我们了解到，她和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泰勒（Mary Taylor）有一段友谊。1831年，她们在寄宿学校相识。从早期的小说中我们得知：她们勇于冒险，她们一同解决了很多问题。这段友谊为我们呈现了她们勇敢的、在迅速变化的维多利亚时代里不断探索的个体形象。

就像简·奥斯丁和安妮·夏普一样，夏洛特和玛丽之间的信件，留存下来的也很有限。令人沮丧的是，是玛丽自己把多数的信件给销毁了。她这么做的原因是“在适当的条件下” 保护女人的名声。信件里提到了玛丽和夏洛特之间更广泛的沟通，以及她们的其他熟人。夏洛特去世的时候，另一位文学界的朋友伊丽莎白·加斯克尔（Elizabeth Gaskell）正在写夏洛特的传记。玛丽给伊丽莎白发了她的回忆记录，她希望《夏洛特·勃朗特传》（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ё） 可以表达她自己对社会种种限制的愤怒，同时表明，这种愤怒影响了夏洛特的一生。不过，令玛丽沮丧的是，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礼仪观念的束缚，伊丽莎白将夏洛特描写成一个顺从的、对于经受的一切苦难都欣然接受的圣人形象，没有表达出玛丽前卫的思想。受到这件事的伤害，玛丽拒绝跟一切传记作家合作。这种沉默让夏洛特的形象变得更为大众接受，但却无法完整体现出夏洛特原本的样子。同时，玛丽对夏洛特的影响也没被忽略了。这是我们想要做的，让大家了解她们的友谊。

夏洛特·勃朗特

作家和她的朋友通常社会地位都不一致，比如于简和安妮、夏洛特和玛丽，但是，乔治·艾略特和哈里特·贝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这对作家朋友地位相当，都是她们那个年代最著名的女作家。在19世纪中叶，也就是狄更斯对柯林斯大加赞扬的时候，艾略特对这位遥远的美国作家推崇备至。哈里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是反对奴隶制的优秀作品。哈里特的家在佛罗里达州的一片树林里。1869年，哈里特给艾略特寄了一封信，收到意外来信的艾略特非常高兴。她很喜欢哈里特热情洋溢的个性。在克服了巨大的性格差异，不同的宗教观念，以及艾略特“生活在罪恶中”的社会污名后，她们很快就变成了非常亲近的朋友。但是，尽管两位女性的名声很响，这种引人注目的友谊却鲜为人知。

其中一个重要的、难以置信的原因是，斯托（Stowe）和艾略特之间的极大一部分通信内容，依然存储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一个上锁的研究室内，没有印刷成书。把艾略特公布的信件拼凑在一起，我们便发现，虽然艾略特和哈里特从未见面，但是通过写信，她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而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我们探讨的所有文学合作中，最复杂的也许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之间的合作了。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时期见面，不久之后，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成为了朋友。不同于上文提到的不为人知的友谊，伍尔夫和并非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围绕伍尔夫形成的一个朋友圈子——编注）一员的曼斯菲尔德的友谊，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虽然她们交换过许多亲切的信件和周到的礼物，但由于一些错误的原因，她们之间富有创造力的竞争常常失控，不过，有同样状况的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被认为是互相竞争的朋友，而弗吉尼亚和凯瑟琳则被认为是互相仇恨的敌人。实际上，弗吉尼亚和凯瑟琳有强大的伙伴关系，她们深刻影响了英国文学的进程。

存留下来的信件和日记表明，虽然她们的友谊经常受到嫉妒或误会的影响，但是，这两位雄心勃勃的女性每次都和好了，因为她们仰慕彼此的文学才华。比如，曼斯菲尔德公开批评了弗吉尼亚的小说，指出小说没有在形式或内容上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害时，伍尔夫感到很受伤。但是，伍尔夫也因曼斯菲尔德的建议获益了。在伍尔夫的接下来发布的三本战争小说中，均体现了她向现代主义风格的转变，这也是她被人们铭记的原因。

在她们的友谊中，这些出色的女性克服了许多在世俗成功和社会阶层上的差异，以及朋友间的分歧和公开的丑闻。但是，她们无法阻止家人和传记作家去遗忘、忽略甚至掩盖她们之间珍贵的合作。

当我们把这些被人遗忘的故事拼凑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她们的友谊有一些共同点。它们要么是违禁的、骇人听闻或者不稳定的，要么是互相支持的、激进的或者鼓舞人心的。但是，直到现在，这些友谊都不为人所知。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