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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评论员、亚太日报智库研究员 李家胜
即将过去的2018注定将成为国际关系史上值得回味的一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爆发激烈的贸易战，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难以和平相处的阴影笼罩着国际社会。
美国政策界、战略界、学术界诸多精英似乎已经达成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共识；中国外交在多边、区域和双边继续布局全球，地区格局两极化愈加明显。
临近年底，国内学术界几次研讨会都将“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关键词”，而大部分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并不乐观。反观中印关系，则在2018年取得明显进展。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由周边关系、大国关系以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塑造，中印关系恰好符合以上所有三种定位。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窗口期，积极处理好与印度关系无疑对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中印关系成果丰硕
2017年年底以来，中印两国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逐步扫除洞朗对峙所带来了外交阴霾，并在2018年伊始就为两国外交关系作出积极布局。
纵观2018年，两国外交部门、商务部门、执法部门和国防部门都实现了部级领导会晤，两国先后举办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会议、经贸会议、军控磋商、战略对话、海上合作对话、执法安全高级别会晤、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高级别人文交流会议，其中执法安全和人文交流都是首次举办高级别会议。
印度总理莫迪于2018年4月27日到访武汉
不仅如此，中印两国领导人还在2018年实现4次会晤，其中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2018年4月举行的非正式会晤为两国关系定下基调，成为中印关系从低谷走向正常并继续加深合作的转折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局”的时代节点对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说随着“印太战略”的推进，印美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印中关系在过去一年也从点到面、从表到里实现了迅速发展。今年G20峰会期间，中俄印三国领导人和美日印三国领导人都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印度在中美竞争的关键时期继续推行其大国平衡外交，保持战略自主，意味着中印关系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当地时间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俄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2019年中印关系将走向何处？
虽然在过去一年中印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但不得不指出两国既有分歧依然没有解决，而未来一系列国内外变化将继续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的变量。
首先是中美关系走向将影响中印关系 ，中美两国在2019年能否达成和解，使两国关系回归良性竞争，目前看来依然比较悲观。如果2019年中美关系“脱钩”，则将导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陷入两难，而相比较于正式盟友，印度还有一定的斡旋空间。因为印度首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可能导致印度向两边的要价都有所提高，这可能成为进一步密切中印、印美关系的推动机制。
其次，印美关系的发展可能已经达到顶点，为实施平衡外交，中印关系将可能继续深化。 最近几年印美两国签署了情报共享协议和后勤保障协议，今年美国又给予印度战略贸易许可，两国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印美关系最大的特点是美国给予印度单边施惠，印度能给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所带来的实际收益毕竟有限，至于两国结成正式盟友，则还没有列入各自的战略考虑，印度也一向非常重视在与美国交往的过程中保持战略自主。相比较于印美关系，中印关系的发展则较为缓慢，两国在执法安全、海洋合作、地区机制融合等领域还存在很大潜力。
2018年4月27日至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4月28日，习近平同莫迪散步交谈。
再次，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可能倒逼中印关系继续深化。 一方面，中巴密切的双边关系意味着印度要摆脱两线受制的局面，就只能维护与中国良好的双边关系，至少不使这种关系恶化；另一方面，秉持“邻国优先主义”的印度暂时没有强大的实力将中国排除在地区合作机制之外，就只能与中国加强在地区建设中的共同合作，或者继续引进多方合作，以使自身能够在合作收益中分一杯羹。
最后，印度国内政局变化也会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变量。 莫迪总理推行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废钞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国内经济政策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在今年11月开始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在五个邦的地方选举中一无所获。这些变化虽然不足以导致莫迪在明年5月印度大选中落败，但这意味着莫迪即使继续执政，也将受到更多掣肘，强人政治模式或将难以维系，中印关系也将受到印度国内各方势力博弈所带来的影响。
如何在竞争时代处理中印关系？
如果说中印关系具有层次特殊性，在全球层次合作，在地区层次竞争，在双边层次摩擦，那么中印竞争与中美竞争显然有明显的性质差别。
中美竞争是一种结构性竞争，是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具有重大全球影响；中印竞争则在地区层面，是利益得失之争，具有调和空间。
管控中印竞争，也需要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着手。
一是在双边层次，以管控既有分歧、降低战略互疑为主要任务。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由于边界争端而引发对峙、对抗等事件，避免类似于洞朗对峙的局面再次发生。今年11月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双方同意授权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启动“早期收获”磋商，这是中印管控边界问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两国应继续扩大经贸和人文交流，加强合作纽带，夯实合作基础。
二是在区域层次，要增强第三方经济合作，缓和安全竞争，创造性地实行“中印+1”“中印+X”机制。 一方面，印度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在第三方开展经济合作项目，比如今年3月中国也获邀参与建设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另一方面，两国在更多的区域问题上都可以尝试首先达成共识，然后共同参与地区安全机制建设。
三是在全球层次，除了加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之外，还应该强化“互嵌型”机制，以使双方具有相互缓冲的空间。 比如在今年G20峰会期间，中俄印三国领导人和美日印三国领导人都举行了首次会晤，此类互嵌型机制不妨在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都加以尝试。去年，印度已经加入由中国主导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而中国目前还不是南亚印度洋地区任何合作机制的正式参与国，这应当成为未来深化中印关系的一个着力点。因为这类互嵌型机制至少比两国各自参与独立的国际机制更具灵活性，在两国战略互信尚有不足之时，也不失为一种增强战略预期的有益策略。
作者简介：李家胜，亚太智库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安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南亚印度洋地区国际安全。
亚太日报观察专栏作者均为国际问题专家及资深新闻从业人员，长期从事国际研究和报道，他们秉承亚太日报原创、独家、深度、开放、联动的理念，以独特的视角评述当今国际大事。
（来源：亚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