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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 文/熊超然】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剧使全球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变化，而在澳大利亚，疫情大流行加剧了当地的“毒品危机”。
一方面，疫情之前澳大利亚戒毒和戒酒的治疗体系就已负担沉重，加上疫情后人们被居家隔离，生活压力倍增，药物和酒精滥用率也因此不断上升，澳大利亚可能面临新的“成瘾危机”。
另一方面，在居家限制措施发布后，有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诊所戒毒，这些人也非常焦虑不安。
此外，疫情的发生更加凸显了澳大利亚毒品市场的供应短缺，人们开始转而使用其他高风险致命性药物，危害极大。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就指出，不断上升的药物滥用情况和治疗方面的诸多限制，正将澳大利亚的戒毒戒酒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
《卫报》报道截图：新冠肺炎加剧澳大利亚毒品危机
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戒毒者每天坐火车去诊所戒毒
38岁的乔治是一名曾经吸食海洛因和大麻的“瘾君子”，和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一样，最近两个月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看看网剧，或者在家附近的公园遛遛狗。然而，疫情的暴发也让他的生活面临了“特殊挑战”。
即使是在疫情最严重的的一段时间，乔治每天也会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坐火车到郊区的诊所进行“美沙酮治疗”，这种药物治疗可以帮助他戒除毒瘾。
他告诉《卫报》，疫情让他十分“两难”。当政府告诫人们应当待在家里少出门的时候，他作为戒毒人士不得不外出接受治疗；但除了每天出门治疗以外，他都遵守政府规定“深居简出”，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看望过母亲了，这让他很难受。
本月早些时候，维多利亚州政府发布了有关于配发美沙酮和丁丙诺啡这两种药物的新指南。这类药物是被用作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替代物，有助于治疗毒瘾，大多数戒毒人士往往需要每天去药店取药，但在新发布的指南中显示，在一些特定条件下，药店可以提供更多剂量的药物供戒毒人士带回家。
（观察者网注：阿片类药物主要用于中到重度疼痛治疗，例如癌痛。阿片类止痛片是从阿片，即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体内外的衍生物，与中枢特异性受体相互作用，能缓解疼痛，产生幸福感。大剂量可导致木僵、昏迷和呼吸抑制。）
而在像新南威尔士州等其他地方，也正在尝试推出类似的方法。乔治表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担心和焦虑，“我每天最担心的就是会在坐火车的过程中被感染，或者被警察拦下后发现是一个曾经吸毒的人。”
疫情发生前，大量吸毒和酗酒人士已得不到必要的治疗
而在整个澳大利亚，疫情正在引发一场“药物成瘾”的大地震。许多专家担心，疫情之下，人们滥用药物的比例正在不断上升，加上戒毒和戒酒体系的负担过重和诸多限制，澳大利亚将面临人们毒品成瘾或酒精成瘾的大危机。
新南威尔士州拜伦湾一家康复中心的CEO莱昂·克莱登（Leone Crayden）就很担心未来的形势，“我们注意到酒的销量正在上升，据说许多人也在囤积处方药，许多国家应该开始注意这些现象并重视起来。”
而据《卫报》指出，澳大利亚在戒毒和戒酒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从这次疫情才开始的。一直以来，这方面的治疗就存在许多限制，早已负担沉重。
今年早些时候，一个独立委员会曾调查过新南威尔士州“冰毒成瘾”上升的原因，该委员会发现，每年约有20万-50万吸毒和酗酒的人无法得到必要的治疗。而对新南威尔士州的康复治疗机构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有21%的人等待了3-6个月后才获得治疗。
治疗过程中，同样存在限制。在进行康复治疗前，许多机构要求成瘾者先戒毒，但从戒毒到康复治疗，这两者之间未必能有效对接，导致过程中许多人复吸。而像是纳洛酮这样治疗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药品，虽然在药店里无需处方就能购买，但成本依然是一个大问题，导致销量一直很差。
这些问题原本就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只是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疫情过后民众生活压力倍增，毒品和酒精滥用率明显上升
悉尼国王十字医院的医学监督注射中心（Medically Supervised Injecting Centre）主任玛丽安·詹西（Marianne Jauncey）表示，自从政府宣布“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等限制措施后，中心的客户数量一直在减少，像是在中心的售后服务区，椅子、茶水和咖啡等都已经撤走，因为根本没有客户。
（观察者网注：医学监督中心是在悉尼医疗部门监督下建立的，旨在给街头吸毒者提供一个自由而不受警察干涉的注射毒品空间，通过监督注射行为，降低吸毒人员因吸毒过量或血液感染等原因而造成的死亡风险）
疫情期间，有些地方的客户少了，但有些产业的新用户群却开始多了起来。
据《卫报》报道，在市场调研机构“YouGov Galaxy”的一项全国性民调中，自颁布“居家令”以来，约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购买了比平时更多的酒，并且在家中也喝的更多。分析咨询公司“AlphaBeta”和信贷公司“Illion”所整理的消费者支出数据库显示，在4月份的某一周内，线上赌博支出增长67%，烟酒支出增长33%。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协会（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Psychologists）副主席，同时也是注册心理学家阿曼达·科兰（Amanda Curran）表示， 缺乏刺激、压力增加（尤其是在财务方面）和潜在疾病等因素都在推动药物滥用率的上升 。
“除此之外，当一个人与朋友、邻居、治疗师、教堂和家庭等社会支持系统疏远或脱节时，也会大大加剧精神紧张。”
边境管控导致供应市场震荡，高风险药物浮现于毒品市场
克莱登告诉《卫报》，自居家令等措施实施以来，她所在的康复中心最近接到大量的电话，打电话的人都很担心自己的伴侣陷入毒品成瘾或酒精成瘾的泥潭中。
“以前人们吃得好，睡得好，工作忙碌，人生有目标；但是现在许多人因为疫情失业了，不工作也没有人生目标，他们还担心自己和家人感染新冠肺炎，这些都让许多人开始变得焦虑和恐惧。”
莫纳什成瘾研究中心（Monash Addiction Research Centre）的副主任苏珊·尼尔森（Suzanne Nielsen）则提醒人们，如果政府再不开始考虑成瘾率上升的危害，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放宽美沙酮的使用是个好的方法，但是政府应该考虑更多其他措施，比如扩大医疗监督注射中心的规模和增加纳洛酮的免费使用量。”
詹西也同意尼尔森这样的观点，应该给吸毒者提供专门的场所，在监督下进行，避免吸毒者因吸毒过量而发生意外，甚至是死亡。
除此以外，《卫报》所采访的所有专家也对非法毒品的市场变化表示密切关注，认为疫情期间边境的管制措施可能会导致海洛因的紧缺，从而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2001年，澳大利亚曾经历过严重的海洛因短缺，许多长期使用者转而服用其他刺激性药物，如处方苯二氮卓类药物。而美国的一些数据和证据表明，当海洛因市场的供应出现问题时，使用者会购买更危险的药物，如芬太尼。
詹西表示， 当供应市场出现震荡时，芬太尼和其他高风险药物会产生极大危害 。“此外，澳大利亚不生产海洛因，但需要注意和担心的是，我们却生产甲基苯丙胺（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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