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年末最后一周，FIRST青年电影展来到凛冬的海边，在有文旅度假神盘之称的阿那亚搞了一次FIRST实验室电影周。
然而，北京突然冒出的新冠确诊病例，除了将朝阳和顺义的部分街道升级为疫情中风险地区外，也让外省市迅速对北京访客采取相应限制措施。身在吉林省的我，因为国务院客户端防疫行程卡14天记录里的“北京市”字样染红，而遭致不分区域的一刀切管理——松原市酒店不接待、吉林市火车站劝返。也因这一差点冻死在东北冬夜街头的经历，使我不再敢产生新的北京到访记录，而选择改签机票，飞至天津，乘高铁到北戴河，再转公交前往阿那亚。
相较“硬核”东北，河北各地市的防控举措要温柔和灵活得多，阿那亚度假区和电影周微信群不断给出充足而显眼的提醒：即便没有朝阳和顺义两区旅居记录，也请准备核酸阴性检测报告。这么一来，也保证了电影周和阿那亚的其他跨年活动能继续举办，参与最后三天活动的主要人群——北京来客——不至于流失太多。
总之，有意地避开北京，让我迟到了一天，在展映和活动本就非常稀少和松散的电影周，只看了一场纪录片、听了两场论坛、上了两堂电影人的类型片点映分享课。在满布漂亮异形建筑的冰寒阿那亚，结束了自己的2020电影节（展）之旅。
展映：建筑、纪录与名导分享课
电影周的展映单元，在度假区中心那座北美小镇风格的五厅影院举办。率先放映了今年夏天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在西宁期间拍摄完成的长片《孤岛》，这是由曹保平领衔的导师顾问团指导、由7位年轻导演在48小时内极限创作的疫情相关作品。
接着是三部被归类为“空间与影像”单元的成熟作品，包括纪录片大师怀斯曼的《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韩国导演郭共达借主人公之眼、巡礼俄亥俄州府的《在哥伦布》，以及当代艺术家曹斐置景于北京酒仙桥旧厂区的实验科幻片《新星》。算是通过相对集中的呈现，试图让观众感受到不同类型的电影在进入公共空间后对城市肌理的重塑和表达。
纪录片实验室集中于最后三天，逐一展映了三期项目。第一期金行征导演的《罗长姐》，以迥异于电视台主旋律的观察视角和细腻得多的摄影机笔触，呈现一位双拥模范个人、湖北省“三八”红旗手与其残障儿子的日夜守候，不免让人会去与《蜂蜜之地》相比较。第二期第三期的《模样》和《旷野歌声》我都没赶上趟，但听朋友说因为都涉及村民的基督教信仰，非常适合并列观看和对比。前者来自姜纪杰，关于虔诚的老孙被儿子儿媳照顾的点滴日常，四个多小时的片长里，缓慢而巨细无遗地记录临终者所能接触的一切物什；而陈东楠的《旷野歌声》，有着对观众非常友好的叙事结构和90多分钟的标准片长，镜头下的云南富民小水井苗族合唱团，也像游戏中的打怪升级那样，一步步从昆明唱到北京再到纽约林肯中心。
最后几天，高群书、刘浩良和陈建斌三位导演，分别选择了《毕业会考》、《边境杀手》和《谈谈情跳跳舞》三部不算久远的口碑作品，在阿那亚影院进行了放映，而现场观众，除了同期也在度假区继续举办的剧情片实验室若干位创作者外，更多的还有小区业主。像是对待高校授课一般，香港导演刘浩良还真为分析《边境杀手》里的声音系统，而做出简练的PPT，其中包含对场次声响有着完整描述的电影剧本、链接关键冲突场次的剪辑片段，以及复杂的多声道音轨展示。不过这儿引用的，却是来自自己近期院线高口碑作品《除暴》的关键场次，“你们除了关心吴彦祖和王千源打斗时浴巾为什么不会掉，也可以感受下其中的声音设计，浴池里，镜头对准王千源时，声音是吴彦祖在吃苹果，转向吴彦祖时，又成了王千源手枪上膛声。”
陈建斌临时换片，将之前报备并准备海报的德国片《窃听风暴》，更替为日本导演周防正行1996年名作《谈谈情跳跳舞》。陈建斌觉得，丧气的2020理应有一个轻快愉悦的结尾。虽然他和高群书在现场盛赞此片，羡慕日本导演能把一个很容易拍无聊乏味了的故事，通过大量有趣的配角挽救过来，并哀叹我们的创作者似乎发现不了日常之美。但有在现场业主观众并不买账，认为这部电影并没有大咖们吹的这么惊为天人，至少没有感动到自己。
在区内最网红建筑孤独图书馆内，电影周举办了两个“性别”非常突出的论坛。头一个的海报标题——她的故事：从个人到公众的女性写作者，请来郭玉洁、何袜皮和刘露三位分别代表媒体、个人公号和影视剧本的优秀创作者，在FIRST策展人王一舒的主持和话题引导下，共同分享个体创作环境对于性别议题探讨的空间。颇为意外的是，何袜皮说自己那个广受欢迎的罪案故事分析公号“没药花园”75%的关注者都是女性，而会有读者误认为作者应该是个理性思考的中年大叔。再谈及前些年开始从媒体到影视都热捧的“非虚构写作”时，一位首度听闻此概念的观众站起来问道，“那么方方日记也算非虚构吗？”、“新闻事实和个人文学创作之间有没有一条明显界限？”
后一个论坛“市场真的需要那么多类型片吗？”则由另一位策展人段炼主持，刘浩良、高群书、雷志龙三位男性创作者，从教育、创作和市场三个领域，讲述各自从小到大所受的类型片影响和从业后的相应选择。
高群书从当天上热搜的郭敬明、于正公开道歉，说到青少年时期的自己，也是从欧洲看到日本再看到奥斯卡，反反复复一遍遍看，直至人家成熟的镜头语言进入到自己拍摄时的直觉，当故事发生到人物相似的命运时，就会不自觉地做出模仿的处理方式。他坦承，警匪剧《命案十三宗》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影响很深，而《征服》则借鉴了迈克尔·曼的《盗火线》。年轻编剧雷志龙的非学院教育，来自录像厅时代就初步划分的类型放映，渐渐才开始从《救猫咪》这样的编剧宝典汲取专业知识；而刘浩良的电影之路当然是来自香港的学院教育和片场传统的师承关系，只不过伴随着成长，他自己从上学时自由开放的实验片创作者，变成了像为超市货架提供不同商品的类型片写作者。
三人都通过高度面向市场的经验发现，在中国最赚钱的商业片从来都是现实人心而非类型，吴京出来了战争片才有了起色，郭帆成功了才带火了科幻片。结论是，市场依然需要很多的类型片，甚至文艺片领域也可以划分很多类型，现在不卖钱也可以准备着，等老板金主跟着潮流来了，拉开抽屉，也就跟着发财了。
虽然论坛活动在暖气和人气都充足的孤独图书馆举办，但毕竟毗邻冬日的大海，下午3点过后，寒意还是毫不客气地侵袭进来，逼着嘉宾和听众都裹上大衣，甚至来不及多交流反馈就结束讨论。踩过细软的沙滩，站到海边，才发现那些到了跟前没了气力的海浪都早已结冰。这时候，求知的文艺中青年们，可以暂时放下对性别议题和类型写作的思考，而小心翼翼地前行一步，突破生活、视觉和行为经验的，真正踏浪而行。
剧情片实验室的海边工作坊和纪录片实验室的线上面谈，也都在最后一天暂告一个段落，跨年晚宴上，《生死一课》、《石史诗》和《小龙》成为入选纪录片实验室的幸运儿，马伊琍和易烊千玺也加入到该实验室的出品人阵列。而我并没把稀少的电影周展映片作为自己的年终电影，而是在晚饭后，重新钻回阿那亚影院，将四字弟弟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作为自己的跨年片。
放映完毕，已是临时，大剧院里，DJ带领厚实衣服下的业主和访客，笨拙地蹦迪，告别糟糕的2020。在冰冻起来的海边，电影周的几位策展人、年轻导演和媒体朋友迎着寒风，点燃冷烟花。虽然微信群都在转着“2020实鼠不易,2021牛转乾坤”的祝福，但谁也都不敢在荒诞的疫情年代去立誓，那么就在有着别样美貌的冬海边及时行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