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朱海斌:上海自贸区全国复制政策与现实目标相冲突

APD自贸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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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 李哲】辞旧迎新之际,回顾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力度最大的领域,莫过于自贸区以及金融系统改革。自贸区从一个拓展三个,2015年依旧可期;存款保险制度酝酿20年正式推出,金融系统的深层次改革也迫在眉睫。

为了,《亚太日报》就自贸区以及金融系统改革日前专访了摩根打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朱海斌认为,自贸区不能仅仅盯着金融改革,自贸区从国家层面的话,它的范围和意义要更宽。

"以上海自贸区为例,金融改革仅仅是改革的一部分,从很大程度上,金融改革是补以前欠的账,不拉别的改革的后腿。在自贸区里更重要的改革是"简政放权",改变政府的职能,缩短"负面清单"。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达到更高的开放水平。这个跟中国目前在和美国的BAT谈判以及其他国家自贸区谈判都息息相关,不仅在传统的贸易方面开放,还可以在服务业和其它领域进行开放。这是自贸区更大的意义所在。"朱海斌指出。

但他同时也批评到,金融改革与建立金融中心是两码事。比如,上海自贸区里面的金融改革,现在我们非常强调改革的可复制性,这意味着自贸区的改革可能利于推动金融改革,但因为强调可复制性,实际金融改革步伐会低于市场预期,也限制了上海吸引金融业务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复制的要求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存在冲突的。如果只是推动金融改革的话,可复制这个提法没有问题。改革可以从上海开始,然后逐渐往全国推,这是一种金融改革的策略。但如果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上海要建立成国际性的金融中心,那么强调政策的可复制性实际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个阻力。"

在朱海斌看来,自贸区目前扩展到三四个有好处,可以形成相互间的竞争,推动金融改革。但三四个可能已经足够了,再多会变滥。像早些年的工业园区建设,各地一窝蜂而上,最后搞成功的非常少。自贸区如果再扩容,会面临同样的风险。因此,2015年国内自贸区不需要再扩大。

金融改革层面,他亦指出,2014年金融改革推进的步伐整体上基本与市场预期相一致,上半年动作小些,但在四季度连续公布了利率市场化,沪港通,存款保险制度方案等几项重要改革措施,全年来看推进速度不错。很多改革并不是在局部先试点,而是直接在全国推,比如利率自由化、民营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等。所以金融改革的下一步,可能不需要过多地关注地方金融改革,相当一部分改革直接在全国范围进行。

以下为《亚太日报》对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先生的采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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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自贸区,现在有四个,现在让您给自贸区打分的话,应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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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斌:** 我之前提到过一个观点,自贸区不能仅仅盯着金融改革,自贸区从国家层面的话,它的范围和意义要更宽。

以上海自贸区为例,金融改革仅仅是改革的一部分,从很大程度上,金融改革是补以前欠的账,不拉别的改革的后腿。在自贸区里更重要的改革是"简政放权",改变政府的职能,缩短"负面清单"。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达到更高的开放水平。这个跟中国目前在和美国的BAT谈判以及其他国家自贸区谈判都息息相关,不仅在传统的贸易方面开放,还可以在服务业和其它领域进行开放。这是自贸区更大的意义所在。

《亚太日报》:2014年,金融改革的步伐在加快,您之前也谈到,目前金融改革地方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这种提法不合适,这几年金融改革下来,地方的呼声很高,但最终落实的力度似乎并不大?

朱海斌: 我建议把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改革分开来谈,改革各个地方都能做,建立金融中心对大部分城市来说都是不现实的,上海是一个金融中心,可能其他地方最多可能成为某些特定金融领域的中心,比如PE或者VC,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可能只有上海一个,因为金融存在很强的集聚效应。

金融改革是各个地方都可以做的,比如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在不同的金融领域里,通过一些地方金融创新等是可以推动发展。金融改革的核心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希望能看到的是各个地方真正推动金融改革,比如温州金改、武汉金改,在改革前要想明白目标是什么?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亚太日报》:金融改革可以理解为两种,一种是各地错位的发展,一种是全国都推行某个措施一起来做,前者是独特性,后者是普适性齐头并进?

朱海斌: 刚刚我提到, 金融改革与建立金融中心是两码事 。比如,上海自贸区里面的金融改革,现在我们非常强调改革的可复制性,这意味着自贸区的改革可能利于推动金融改革,但因为强调可复制性,实际金融改革步伐会低于市场预期,也限制了上海吸引金融业务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可复制的要求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存在冲突的。

如果只是推动金融改革的话,可复制这个提法没有问题。改革可以从上海开始,然后逐渐往全国推,这是一种金融改革的策略。但如果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上海要建立成国际性的金融中心,那么强调政策的可复制性实际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个阻力。

因为从全球金融中心的建立来看,不可避免在推动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政策的支持,很多时候是需要政策不具备可复制性,别人不能复制你,你才能具有独特性,这样才能成为金融聚集的中心。所以,金融改革和建立金融中心这两个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这两者之间,金融改革的目标要低一些。我们目前金融体系本身还存在很多不足,通过金融改革向前推进,其实是引入一种正常的市场化机制,但是要建立金融中心的话,在各方面的要求会更高,不单是建立市场化机制就会吸引参与者,还需要更多其他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特质性,比如税收,产品和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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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武汉、温州金融改革,乃至于前海也进行了多年,但市场似乎总是觉得力度不够,您怎么看?这其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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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斌:** 地方的金融改革,从设计上说本身也确实有它的难处。从地方经验来看,地方金融改革的设计上缺乏金融改革的人才或思路的创新,这一个基本的缺陷。一些地方政府说不要政策,要改革,但实际上,他们心中对怎么改并不清楚,回过头还是要政策优惠。

这是目前看到的很纠结的现象。比如说,除上海和深圳外,如果以建立区域金融中心为目标,那么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寻找各自的优势并不容易。另外,大部分城市金融改革也面临行政级别与程序的难题。比如温州金改的方案,提议以后要经浙江或上海那边批准,再报到北京审批,中间链条越长,改革越难有突破。

2014年金融改革推进的步伐整体上基本与市场预期相一致,上半年动作小些,但在四季度连续公布了利率市场化, 沪港通,存款保险制度方案等几项重要改革措施,全年来看推进速度不错。很多改革并不是在局部先试点 ,而是直接在全国推,比如利率自由化、民营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等。所以金融改革的下一步,可能不需要过多地关注地方金融改革,相当一部分改革直接在全国范围进行。

当然这也有一些例子,比如像外币存款利率自由化先在上海自贸区里面实行,然后再推到浦东和全国。金融改革有特殊性,完全以特区的形式来做金融改革,可能并不适合,毕竟资金的流向是没有地域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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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简政放权,上海也放了很多,这里面似乎空间依然巨大?**

朱海斌: 对。2014年负面清单与2013年相比是缩短了很多,当然它里面只有一部分是实质性的缩短,有一部分只是换汤不换药。从2014年负面清单来看,后续负面清单缩短的空间依然很大。

2015年的自贸区改革,我期待看到负面清单能进一步放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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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目前全国性申报自贸区的热潮很高,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种热度是否像早前的"要政策"那样?最终可能与改革目标相背离?**

朱海斌: 从自贸区的角度,我觉得扩展到三四个有它的好处,可以形成相互间的竞争,推动金融改革。但三四个可能已经足够了,再多会变滥。像早些年的工业园区建设,各地一窝蜂而上,最后搞成功的非常少。自贸区如果再扩容,会面临同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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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所以您认为2015年把这四个做好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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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斌:**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