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美国彭博社10月27日文章，原题：中国势不可挡地崛起为超级大国是历史重演 没有哪个外交政策问题会比对华关系更困扰入主白宫之争的胜出者。中国观察家们已经就华盛顿下一步该怎么做展开激烈的辩论。一些人赞成（美中关系）“重启”，以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回归更具建设性的外交。另一些人则担心这种重新设定，认为美国不能偏离强硬路线。
下届美国政府做出的选择将至关重要。在美国艰难控制新冠疫情并重启经济之际，中国似乎变得更强大。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长了4.9%，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深陷疫情引发的瘫痪之际，这是一个惊人的反弹。
西方实际上“搞错”中国了。西方把中国成为大国限定在其自身——而非中国——的历史经验之内来理解。正因为如此，我们美国和西方以错误的方式谈论和思考中国，并制定与影响当今中国及其在世界上作用的深层历史趋势不相匹配的政策。
美国人遭遇中国恰恰是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上腐朽，军事上无能，经济上陈旧，社会在西方人看来也很落后。这导致我们今天描述和讨论中国的方式被扭曲了。我们称中国为“新兴市场”，这是从我们视角出发的观点。实际上，中国的贫困是一个相当近期的反常现象。这个国家在过去两千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进入19世纪后多年仍然如此。
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其说是惊天动地，不如说是回归常态。中国在现代制造业和贸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也是如此。我们抱怨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厂，为商场里充斥“中国制造”而烦恼。但从历史上看，这个国家一直是主要制造中心和出口国，能够生产出规模惊人的贵重商品。宋朝经历了一场近乎工业化的革命，比英国早了7个世纪。丝绸和瓷器都是中国的发明，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消费品，也就是那个时代的iPhone。在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前的几个世纪，中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跳动心脏，贸易的纽带从中国南方横跨东南亚和印度洋，延伸到波斯湾和红海。
我们现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好像它是不寻常的特例。然而，中国曾多次“崛起”。中国在历史上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频繁地在经历衰落、政治动荡和入侵的时期后，又重新使自己的社会变得强大。在与西方直接而持续接触的头三百年里——从16世纪初开始——中国一直保持着对海上欧洲人的优势。直到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权力的天平才倒向西方。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回归为地区大国实属寻常，西方主导现代亚洲才是不寻常。
用“复位”来描写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要好得多。把现代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看作是一种复位，会迫使我们改变与之竞争的方式。我们西方人会讨论如何将中国纳入我们所创造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但中国绝不会满足于成为西方机器中一个单纯的部件。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处于自己的世界秩序的中心，这一秩序以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外交关系为基础。
应对中国复位的第一步是接受中国想成为并且很可能会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认为美国可以“阻止”中国的观点是行不通的。华盛顿可以通过限制技术出口和扰乱贸易秩序来减缓这一进程。但中国人认为，基于他们的历史，他们有权成为超级大国，旨在“阻止中国”的做法会引发冲突，而且几乎没有实际效果。迫使中国“按规则行事”，即我们制定的规则，几乎同样是无望的。
更好的路线是在不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利益的领域，让中国有更多的外交空间。华盛顿陷入了一种在一切问题上都与北京针锋相对的模式，这让中国人觉得遭到不应有的遏制。如果华盛顿不再一味反对中国，甚至偶尔支持，中国人就会感觉到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美国的影响力却只付出最小的代价。
我不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中国过去曾恢复过大国地位，并不意味着现在也必然恢复。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缺乏关键技术的中等收入国家，并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困扰，要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更明智的做法是认识到推动中国前进的历史趋势，并调整世界秩序以解决中国的抱负问题。（作者迈克尔·舒曼，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