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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的改革吸引了一大批香港企业来到北京“淘金，1997年香港回归后，更多香港商人来到北京。他们不但长期工作在北京，更把家搬到了北京，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已经融入了北京的商业和文化，并涉足多个领域，运用聪明和勤劳在京港之间架起商务桥梁。
香港龙记茶餐厅的老板，1996年到北京，曾在香港做建筑师，一个月回香港一次，同时也做别的生意。
胡兆彤 想开第二家龙记茶餐厅
1996年，胡兆彤第一次来北京，他当时想在北京投资房地产，结果房地产生意没谈成，他动了在北京做茶餐厅的心思。“茶餐厅既可以喝茶又可以吃饭，中餐西餐都有，味道清淡，对身体好。胡兆彤觉得在北京茶餐厅很有市场。
胡兆彤在北京的第一家茶餐厅——紫京花茶餐厅1997年年底开业，第二家茶餐厅金花茶餐厅1998年9月开业，第三家茶餐厅就是1998年底开张的香港龙记茶餐厅。“因为北京人不习惯港式风味，投资100多万开始是亏本的。胡兆彤说，紫京花和金花茶餐厅因为生意不好，就改成了北方风味，但竞争不过真正北方风味的餐厅，后来关张了。而龙记则坚持下来，目前位于国贸附近的香港龙记茶餐厅人气已经很旺了，光顾龙记的有香港人也有北京的白领。
“北京太大了，选择店址是很重要的因素，这点解决好了的话，我想再开一个龙记茶餐厅。 胡兆彤说。
香港寰亚电影发行副总经理，刚来北京因为不懂当地文化和北京式幽默，看不懂冯小刚的电影，而现在觉得《手机》特好玩。
朱任之 开始欣赏北京式幽默
朱任之是隶属于寰亚综艺集团成员机构的寰亚电影发行副总经理，早年在美国一所大学读传理系，毕业后在香港新艺城电影公司工作，在新艺城从事过《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的发行工作。
1995年，朱任之加入寰亚电影公司，那年他第一次来北京，“觉得很陌生，天气很冷，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已经完全适应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朱任之以前看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因为不了解北京的文化和北京式的幽默，不觉得有趣。“但现在觉得冯小刚的《手机》好玩了。以前香港不流行发短信，自从看了《手机》，香港人使用短信多了起来。
“2002年中国电影政策放开了，这一年我们算出的数字是，香港电影票房和内地票房都是9亿港币，而美国票房是90亿美元。香港那么小，竟然和整个内地票房相等，内地市场潜力巨大！他说起了当时来北京的原因。
朱任之的女儿在加拿大读书，儿子在香港读中学。孩子是否会来北京发展呢？“很有可能，因为未来市场在中国。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举家搬迁到北京，“由香港人变成了北京人。
周爱兰 将中国哪吒送到海外去
走进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就好像进了童话王国，公司的现址是清朝重臣荣禄当年的府邸，这幢西式风格的建筑就像童话中的城堡，现在已有180年的历史了。
童趣的总经理周爱兰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没有丝毫的女强人锋芒。周爱兰在香港做过十多年的出版发行工作，在《读者文摘》、《道琼斯远东经济金融评论》杂志做过全球发行总监。“中国内地是我们的未来，在香港时我就意识到这一点，就想来北京。
2000年，周爱兰举家来到北京，担任我国第一家合资出版公司——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如果不住在北京，就不可能完全了解北京出版界情况。她说，北上的最初原因是工作，但现在也“觉得在北京生活蛮简单，蛮舒服的。
谈到适应北京市场的过程，周爱兰坦承，刚开始迪斯尼的书在北京卖得不好。后来她发现，北京的家长希望孩子的书文字多些，注重教育意义。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吸取了教训，编译了《让孩子一生受益的励志故事》，这套书2004年出版，卖出5万套，30万本。
“做少儿图书，不能只是编译国外的，要把我们自己的书推出去。周爱兰说。她和同事策划了《哪吒传奇》，这套书投资1000多万，宣传推广花费了三四百万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发行量为700万册，并且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都争相买版权。这个数字证明了国内卡通对孩子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国外卡通。
现在童趣出版公司在国内20多个城市拥有分公司。周爱兰在北京逐步实现了她的中国出版梦，她相信，中国的卡通也会越来越被国外的孩子喜欢。
港资环保投资北京公司总经理，先后从事移动通讯、网络、金融投资、环保投资等行业，经历了京港两地经济的时代变迁。
李庆裕 京港两地资源应互换
“现在的能源浪费太严重，这是李庆裕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是出于一种对环境的责任感，才会投入到再生能源开发这一领域呢？李庆裕说：“刚开始的确是看好商机，但等到投入这个领域，才发现能源浪费实在是太严重了。他加重语气。
“北京的水、电费便宜，可能是浪费的一个因素，但应该注重观念的渗透，建议从小孩子入手，让他们从小就养成节约的好习惯。李庆裕觉得能源开发会是一类成长速度非常快的企业，可以一面开发资源，一面呼吁社会对能源的爱惜，无论是对生意还是对社会对子孙后代，都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
他说，香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有优势的，但渐渐地香港本地资源开始面临挑战。香港企业不得不面对现实，拓宽更广阔的市场，融入到祖国大陆。与此同时，内地经济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企业可以把先进的管理、技术带到内地，实现两地资源的互换与融合，双方都得到有益长足地发展。
现在李庆裕的工作重心逐渐放在北京。他有个特别的希望，就是让他的三个小孩在北京读几年书，再回到香港上学。
鑫海智桥集团总裁，在内地建立首家CEPA商品卖场——水牛城CEPA香港城。
刘明 搭建CEPA的商务桥梁
刘明虽然人过中年，但仍然激情依旧，是商业圈里的“老江湖了，无论是国家商业政策还是商业潜规则，他都了然于心。8年前，刘明创立了“鑫海智桥这家管理诊断式顾问服务集团，致力于中港之间的经贸往来，他的“智桥就是想搭建一个北京与香港之间的商务桥梁。
2004年，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正式实施不久，刘明就注意到了以免税商品为主的“香港商品直通车所带来的商机。2004年初，他在天津成立了水牛城CEPA香港城，这是华北地区第一家CEPA卖场。
但“螃蟹并没有那么容易吃，尽管刘明引进香港先进的管理机制来经营CEPA主题商场，而水牛城一直存在着“水土不服的毛病。刘明并没有因此放弃CEPA，思路反而变得更加广阔。他认为CEPA不光是把香港企业带到内地，也可以把内地企业带到香港。因此，他又在香港开了一家中国城，打造“永不落幕的港交会，为更多的内地厂商寻觅出更多的海外出口机会。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J北京 有限公司助理董事，来北京已经有17个年头。
梁婉珍 在北京得到的比在香港多
“我来北京的时候，三环外还属于郊区，可现在六环都已建起来了。曾经做过北京香港商会会长的梁婉珍1988即来到北京，她已很适应北京的生活了。令人感触最深的是她的“港腔依旧在，京味亦很浓。
梁婉珍大学毕业后加盟新世界集团，“和大多数香港人来北京一样，刚进公司不久就被派到北京来开发市场，以为做四五年就回港了，没想过在这里‘扎根’，她笑得很开心，“现在已不习惯香港了，而是完全融入北京了。
由于大学读的专业是地产物业管理和评估专业，所以梁婉珍一直从事房地产方面的工作，华威、京广、国贸等这些大项目，她都参与过，她笑称在北京是事业、家庭双丰收，在北京得到的东西比在香港得到的多。“我与我先生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孩子在北京出生、长大。我回香港还有根的感觉，而小孩已经没有了，他认为去香港就是旅游、买东西。她说，儿子第一语言是普通话，第二语言才是粤语，从小接受的是北京的文化教育，认为北京才是他真正的家。
北京豪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市场开拓部经理，2002年来北京，是一个优雅、精干且有想法的香港女性。
何小媚 留在北京是上天的安排
“我来北京是个偶然，能留在北京更是上天的安排。何小媚说。2002年初，在北京的姨妈邀何小媚来到了北京。舞蹈专业的何小媚找到了一份舞蹈培训的临时工作。到了2003年，香港暴发了非典，母亲担心她的安全，阻止她返回香港，这样她就在北京住下了。
来到北京后，先在朋友的咨询公司担任了8个月的总经理，接着被邀加入北京豪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朋友眼里，何小媚是一个“工作、生活都出色的女人。在工作之余，何小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和专长，每周二她会在长城饭店教授一个小时的瑜珈课程。在做瑜珈教练的这2年中，何小媚认识了许多朋友。“这里的人们都很真诚，我生活得很愉快。她说。
“我喜欢北京，这里每天的东西都很新。何小媚说。由于从小在香港长大，她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做事原则和理念与内地会有不同，在工作中，也常有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出现，学习、接受或探讨不同的观点，并激发出更有价值的火花，就是何小媚所说的“新概念。所以在北京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工作，何小媚都觉得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