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瀋陽6月18日電(記者徐揚)從侵華日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到終審最後一批日本戰犯,瀋陽這座古城,以如此戲劇的方式見證了歷史潮流滾滾向前。
1956年6月,成立不久的新中國,成立了特別軍事法庭對蘇聯移交的36名日本戰犯進行公開審判。一個甲子快過去了,如今重新審視戰犯們在法庭上的懺悔和供述,是對善良心靈的一次煎熬,更是對歷史的嚴肅回望,也是對現實的冷靜思考。
鈴木啟久案件是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中的“一號大案”。這個昔日的陸軍中將曾指揮日軍在河北灤縣潘家戴莊、遵化縣魯家峪進行“掃蕩”、在遵化和遷安等縣沿長城地區製造“無人區”,多次製造駭人聽聞的慘案。
在法庭上鈴木啟久供述說:“(在潘家戴莊)把村民集中到一個廣場進行了大屠殺。例如把嬰兒從母親懷抱中奪來摔死,剖開孕婦的肚子,把人活埋,堆上柴草點火把人燒死,或者用刺刀、機槍等武器,一下子把這個村莊屠殺了1280餘人。進行殘酷屠殺以後,又把全村房屋都燒燬,並掠奪那裏的糧食、衣服等物資,對這個村莊真正實行了‘三光政策’。……對此,我誠懇謝罪。”
在法庭最後的陳述中,鈴木啟久哭了:“想到那些被我毫無理由地加以殺害、並被我破壞了和平生活的人們,我的心好像就要碎裂似地難過。”
前日本陸軍39師團中將師團長佐佐真之助在法庭如此供述:在襄樊作戰中,派遣挺進隊在南漳縣武安堰附近殘害無辜婦女、兒童和老人12人。在五家營村附近抓捕了居民18名,用鐵絲穿成串把他們殺害了;另外在襄樊將30餘名中國和平居民,用鐵絲綁起來扔到河中淹死。此外,我的部下還強姦婦女和輪姦婦女致死。
“我所犯下的罪行,比起訴書所提到的還要多。我在此,在中國人民面前低頭謝罪。不論我將受到什么樣的懲罰,我都甘心服法。”佐佐真之助在法庭的最後陳述中說。
原731部隊第162支隊少佐支隊長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供述,1945年3月,他曾經用傷寒菌對4名抗日人員進行活體試驗。在1945年,他的支隊生產了870支試管的霍亂菌、傷寒菌等細菌,並捕獲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準備進行大規模的細菌戰。
“我的罪行蹂躪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認的神聖的國際公法,完全違反了人道主義原則。我願在中國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說。
“我的罪行是極其嚴重的,認罪是一輩子的問題,只要我一命尚存,我將牢牢地記住被害者們訴自心裏的話。”前日本陸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在法庭的最後供述上說。
藤田茂服刑獲釋回國後,踐行了他的諾言,為日中友好奔走餘生。在他寫的回憶文章中留有這樣一段文字:這場戰爭是由日本軍國主義有計劃發動的侵略戰爭。從中國的東北到海南島,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過的地方,到處都灑下中國人民的血跡。我們不牢記這件事是不行的。日本侵略中國,是不可磨滅的事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