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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7日，现居瑞士洛桑的“新浪潮”名导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出现在Instagram直播平台上，与瑞士ECAL艺术与设计大学电影系主任里奥内尔·拜尔（Lionel Baier）对谈了100分钟。一同参与的，还有近年来经常与戈达尔合作的女摄影师、制片人法布里丝·阿拉诺（Fabrice Aragno）。画面中，89岁的戈达尔看上去精神矍铄。两位年轻人来到了他的家里，全程佩戴口罩，他则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俩看上去就像是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油画里面走出来的人”。整个直播，吸引了全世界近四千名网友的关注。以戈达尔在电影史上的江湖地位来说，这个人数，真不能说是很多。尤其对比网红直播卖货时的关注人数，更可以说是有些寒酸了，想到他拍过的《精疲力尽》、《狂人皮尔洛》、《蔑视》等诸多经典，甚至都要让人觉得有些心酸了。
当然，因为现场并无同声传译或英语字幕的关系，法语问答的语言壁垒，多少阻碍了世界各地戈达尔影迷的加入。不过，在遥远的中国，戈达尔做直播的消息，迅速在各种朋友圈中发酵，据说当晚近四千在线观众中，有至少三分之一来自国内。而在文青扎堆的“豆瓣”上，戈达尔的名下甚至也在第一时间出现了《戈达尔直播实录：新冠疫情时期的影像》这么一个新建电影条目。
虽说谈话的主题是新冠疫情，但戈达尔并非医学专家，他也只能从自己的老本行——电影的角度来讲述一二。正如许多人早已指出的，他也将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与信息的传播做起了比较，认为“病毒也是人际交流的一种方式，需要有接收者。就像我们传递信息的时候，哪怕是在社交网络上，光是传出去还不够，也许多对方接收你的信息”。
除了信息之外，语言也是戈达尔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从早年作品《电影史》到近期的《再见语言》，语言本身都是其关键主题。因此，当里奥内尔·拜尔向他询问如何看待这个特殊时期，电视新闻记者都只能困在家里做报道的时候，戈达尔的回答则是：其实不论在哪里做新闻，他始终觉得新闻主持口中说出来的话语，都是不可避免经过了扭曲变形之后的信息。因为首先这都是别人写好的新闻稿，其次这些文字本身——按照戈达尔自己的定义来说——也不能算是语言（language），只是话语（speech），只是对于语言的糟糕的复制品。看过《再见语言》等作品的人或许都了解，对戈达尔来说，语言与影像（image）关系密切，而这种出自于政客、新闻记者的话语中，却欠缺了足够的影像，因此常让这位电影大师不屑一顾。
戈达尔说，自己十五岁时因为读了《语言性质与功能研究》一书，有很长时间不想说话。
关于语言，戈达尔在直播时还透露了一件有趣的往事：“大约十五岁的时候，我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一直都没再说话，把家里人给吓坏了。”据他解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读了法国哲学家布里斯·巴兰（Brice Parain）的《语言性质与功能研究》（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fonctions du langage）一书。有趣的是，他1962年拍摄的《赖活》一片中，特意请到巴兰客串登场，在片中饰演一位哲学家。
戈达尔拍摄《赖活》时，找来哲学家布里斯·巴兰客串演出。
在戈达尔看来，正在研究新冠病毒的这些科学家，其实和电影导演也很相似，都是通过镜头在看问题，区别仅在于一个是电影镜头，另一个则是显微镜的镜头。不过，相比科学家，导演还有一个优势。“科学家最终还是会落入话语的陷阱之中，还是会陷在一堆文字和数字之中，而我们拍电影的，相对来说就可以更自由一些，电影成了我们对抗文字的抗生素。”
他还谈到了自己近期一些作品中将电影片段、文学章节和绘画作品熔于一炉的拼贴风格，戈达尔引用了法国电影前辈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话：“希望能将本身没有关联的东西给放在一起。”他诚恳地向正在看直播的影迷推荐布列松的那册《电影书写札记》，称之为“我们时代的电影《圣经》”。
被问及是否怀念“新浪潮”时期自己的那些战友时，戈达尔顿时来了精神。他回答说，自己非常想念他们：“因为我们当年的关系很密切，总是聊个不停。不过，我和特吕弗、里维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也不太谈各自的生活，都是谈电影，可能只有和侯麦谈生活谈得多一些！我们当时都很爱去看电影，但每个人的方式又各有不同。里维特可以一整个下午都坐在电影院里，同一部电影反反复复看上四遍。我则是不同的电影，可以一天看四五部，但都不一定完整看，这也是一种观影方式。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个小团体——甚至还可以再算上夏布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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