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8月2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新规》”）。
这一次，从靴子抬起到正式落地，尚不足1个月，速度之快，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根据《新规》，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将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取代现有的“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按照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LPR为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定为15.4%。下降幅度超过三分之一，对于借贷行业的影响不言而喻。
作者在近期对话了多名城商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的从业者，试图拆解不同类型机构当前的利率成本构成。
这其中，有人觉得目前的利率水平确实过高，希望通过更市场化的方式来逐步降低贷款定价；也有人自称24%的利率上限已经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再降到16%以下更是雪上加霜；更有机构在积极将业务更多转向自营，寻找出路。
大幅下调的背景
在当天最高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介绍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民间借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利率过高、范围过宽、边界模糊等。加上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融资成本过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2015年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了民间借贷利率“两线三区”的格局：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的利率中枢早已进入下行通道，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也由当初的6%左右下降至如今的3.85%，24%的司法保护上限显然难以适应如今的市场情势。
某城商行副行长周伟对作者表示，利率和GDP增长呈正相关，GDP增长越快，利率必然也会越高。在近年来GDP增速放缓之后，利率是应该相应调整。
当然，利率保护上限并非越低越好。贺小荣就提到，利率保护上限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紧缺，加剧资金供需紧张关系。 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地下钱庄、影子银行可能更为活跃。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
“因此，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维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贺小荣称。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敏在新闻发布会上总结称，此次修订司法解释，总的指导思想是缩小民间借贷范围，突出民间借贷以自有资金和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这一特点，针对审判实践中有关企业套取银行贷款又转贷、企业向单位员工集资后又转贷等情况，第十四条将此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一种情形，这样规定便于促进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机构未雨绸缪
按照《新规》的定义，民间借贷是除以贷款业务为业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以资金的出借及本金、利息返还为主要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金融机构并不适用这一《新规》。
但李庆丝毫不敢存有侥幸心理，作为一家城商行的副行长，他向作者自问自答道：“持牌机构怎么可能比民间借贷的利率更高？”在他看来，在实际操作中，金融机构还得比照这一上限来。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最高法2015年曾出台针对民间借贷“两线三区”的规定。2017年最高法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到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此外，在公开的多份法院审理消费金融借款项目的判决书中，有法院明确提到消费金融贷款年化利率上限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有法院虽未明确参照上述《规定》，但仍以年化利率24%或者月利率2%作为支持判决的标准。
李庆对作者坦言，目前来看，《新规》对他们而言有利有弊，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业务更聚焦，在一些领域排除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未来一旦金融机构也得按这个标准来执行，对他们业务影响也会很大，毕竟他们银行存量贷款和新发放的贷款中，一半以上的利率都超过15.4%。“这个新规对我们而言确实是战略性冲击。”
拆解24%的利率成本
一家互联网银行的高管张亮告诉作者，目前纯互联网贷款主流的利率集中在18%—36%这一区间，但不清楚这一区间的规模有多大。在他看来，现行的借贷利率确实太高了。“曾有世界银行的相关人士到我们这来调研，听到我们18%的年化利率的时候都惊呆了，认为不可思议。”
但他接下来给作者算了一笔账。贷款的刚性成本包括资金成本、获客成本、坏账率等几个主要类别，目前大银行的资金成本在2%-3%，他们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在4%-5%左右；通过抖音等渠道的单个获客成本在一两千元，折算成比例的话，能占到4-5个点，接近资金成本；而做利率在18%-36%这个客群的机构，不良率至少要在6%以上。
上述三者的成本加起来，就已经触碰到16%这条上限，如果再加上内部运营等隐性成本，已经很难获利。
李庆向作者提供的数据也印证了张亮的说法。据称，他所在的城商行目前的资金成本在五点几的水平，纯信用贷款的不良损失率在5%以上。两者加起来已经占去了11%。
与持牌的中小银行相比，助贷平台的情况显然更糟。一家头部助贷平台的负责人刘方向作者介绍到，如果对线上现金分期利率36%做个成本拆解，大约9%是流量费，10%左右是资金成本，9%左右是坏账（折合本金口径为5%-6%），2%左右是数据催收成本，3%左右是运营成本，最后利润空间不到2个点，而且坏账稍有波动就会把利润“吃掉”。大多数的收益还是要靠复贷（省去流量成本）来挣钱。
“但即使是复贷，16%也扛不住。”在他看来，这一政策基本上会把现在的线上现金分期的玩家挤压得所剩无几，非银机构只得退出线上现金分期业务。
刘方觉得，线上现金分期的定价确实应该逐步下降，并通过市场方式，增加供给，增加竞争，比如放松对银行的不良要求，鼓励他们做下沉；放开非银的资金流转限制，降低他们的资金成本等等。
利率为何居高不下？
有媒体报道称，近期有银行一方面开始压缩获客、风控等成本，另一方面降低潜在的坏账风险，来确保贷款产品在15.4%的利率上限内实现盈亏平衡。但多位行业人士告诉作者，这样的做法其实收效甚微。
“其实现在市场上并不缺钱，为什么小贷公司的贷款利率还定这么高？”某省级小贷协会负责人对作者反问道。他解释称，在缺少政策的支持下，小贷公司的经营成本、合规成本、再融资成本都很高。从这些方面压降成本是应对方法之一，但还是会挤压一大批平台的生存空间，而且提升运营效率、降低不良率这些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
在他看来，应该从多方面去帮助行业降低不良率，包括对于逃废债的立案和打击，这样才能从整体上降低融资成本。
近年来金融线上化的趋势，一方面大大节省了物理网点的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互联网流量越来越贵，导致线上的获客成本也居高不下，目前来看，甚至已经和资金成本持平。
一家头部消费金融公司市场部人士告诉作者，目前获客成本根据获客渠道的不同而不同，投放广告渠道（如信息流、短视频）的获客成本普遍在1000元以上，应用市场的投放渠道在300元左右，商务渠道则视通过率、产品、用户质量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在资金成本方面，张亮提到，资金成本参考的是金融市场，随行就市，现行政策是宽信用而不是宽货币，最近资金价格就一直在往上涨。虽然从长期来看金融市场利率是下行的，但是这对贷款产品的定价影响不会太大。“可能也就是20-30个BP的影响，不会说一下就能减少100个BP。”
运营成本方面也并不好降。李庆告诉作者，作为小银行要想进入细分领域，只能依靠科技去竞争。因此他们的人力成本、科技开发成本的年度支出占比远远要高于大型银行，“科技研发的成本占去了营收比重的20%。”
而目前经济形势叠加疫情的影响，想要降低不良率也是难上加难。根据张亮他们的经验，在4家以上平台同时借款的用户，就可以判定为多头借贷，这类人群占到了80%以上，其不良率会急剧上升。
前述消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告诉作者，疫情期间平台的逾期率明显上升，甚至上升50%都很正常，很多小平台早就不再放款，在他看来，在各项成本中，最无法控制的是坏账率，这也与目前行业的风控水平有关。
他进一步解释称，目前风控的实质，不是去定义好客户，而是排除坏客户。定义好客户是指将100个人里的20个好用户挑出来，再根据他们不同的信用等级给予不同的定价，但这种精准风控的能力，在非银机构里面没有几家能做到。
相反，排除坏客户就简单多了，根据黑名单、多头借贷等数据，把一万个新申请客户里排除九千个，剩下一千个都按36%统一来定价，这样最安全，也最经济。
即便如此高的定价，平台在扣除各项成本后赚取的利润，10个好用户的利润都赶不上1个坏用户的坏账，“而10%的逾期率，在业内很正常。”该人士称。
寻找可能的出路
面对如此高昂的获客成本，在前期疯狂营销获客之后，不少平台开始转向精细化运营老客户，提高复贷率来降低获客成本。
前述消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就提到，他们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全面转向自营，只有把贷款用户吸引到自己的APP和公众号里，才算是自营客户，才可以持续给他们放贷，俗称“老客”，而老客的获客成本大大降低，能为利润作出的贡献也更大。
向自营业务转型也是李庆他们的对策之一。他告诉作者，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扩大利率较低的自营业务的比重，如通过税收数据给小微企业提供的信用贷款，这部分贷款符合利率16%以下的规定。
在刘方看来，在非银机构被迫退出线上现金分期业务后，未来有机会存活下来的是商品分期，通过提高商品定价，或从商品提供方抽佣（而不是付流量费），来弥补对客户的定价。所以未来对场景的建立和争夺会越来越激烈。没有场景，或不能从场景中分润，都很难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好事，金融本来就该服务于场景。”
他简单总结，未来能活下去的机构要么资金成本低，要么坏账低，要么有场景。从这一标准来排序，银行比非银的日子好过；其次是能通过发ABS降低资金成本的消金公司；小贷很难，只能回到线下做抵押贷，或者依附某个核心企业做供应链；助贷更难，除非自建场景，或者打擦边球。
尽管新规对于银行短期业务会有影响，周伟认为，从长期来看，会从一个平衡走向另外一个平衡，“只是重新洗牌这个过程会比较痛苦”。
（文中周伟、李庆、张亮、刘方均为化名；《棱镜》作者肖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