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宏元:我與鄧麗君的第一面和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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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記者高鳴】了解台灣歌壇的人,提到左宏元,都會恭敬地稱一聲“左老師。從1954年自台灣政戰學校音樂科畢業,如今年過八旬的他創作了二千首歌曲,《千年等一回》、《彩雲飛》、《千言萬語》已是時代經典。他見證並推動了台灣唱片產業的興起,是備受敬重的樂壇前輩。

而這位談笑風生、神采奕奕的老人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鄧麗君的恩師。可以說,如果沒有左宏元的發掘,也許就沒有這位將華語歌唱遍全球,用歌聲影響數代華人的“亞洲歌姬”。

“不敢說伯樂。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剛剛好,有個農人碰到了一棵有希望的小樹,又剛剛好種了下去,開花結果。這棵小樹是鄧麗君,這個農人就是我。”左宏元這樣描述與鄧麗君的緣分。

有緣分,自有緣起。

“她的爸爸鄧樞是我結拜的大哥,那時候我們年輕又喜愛文藝,常常去跳舞,比如恰恰、倫巴、探戈,但他始終沒告訴我,家裡有個多才多藝的小姑娘。偶然一天,鄧大哥帶我去舞廳看晚會,一個小妹妹在台上,那就是14歲的鄧麗君。”

今年是鄧麗君去世20週年,左宏元回憶起與她的第一次會面。

“我一見你就笑,你那翩翩風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遠沒煩惱。”小鄧麗君在舞台上唱著這首歌。左宗元看見這個女孩,臉長得甜甜的,腿長長的還穿著超短裙,青春可愛。當時台灣輕快的歌曲不太多,大部分是慢歌,左宗元憑藉自己對娛樂業的嗅覺,認準了鄧麗君這株好苗子。

台灣四五十年代的時代曲大多走悲傷風格,大家給這些歌曲取名叫“靡靡之音”,指的是人聽過之後會萎靡不振。出人意料的是,和中國內地人將鄧麗君稱作“靡靡之音”相反,當時的鄧麗君正是左宏元用來顛覆台灣樂壇,破解“靡靡之音”的“秘密武器”。

通常,北方人聽南方人唱歌,覺得肉麻;南方人聽北方人唱,又感到粗魯吵鬧。而小小的鄧麗君祖籍河北,台灣眷村出生——北方的血統,由南方花草陽光養育長大。清晰的咬字和豪爽的性格消除了“靡靡之音”,卻又保留了南方人的細膩、調皮和溫柔。

“鄧麗君唱名曲老歌,讓人懷舊,但是只有唱新歌才能刺激市場,引發新的浪潮。”左宏元當時這樣勸鄧麗君的父親,那時候鄧麗君已經小有名氣,“大家都覺得她不需要老師,因為她什麼都會,地方戲劇和黃梅調都拿手。”事實證明,這一步走對了。新歌帶給鄧麗君歌唱生命的開始,這個開端就是為台灣電視劇《晶晶》唱主題歌。

這一首歌轟動了台灣。

“那時候街頭上全是賣鄧麗君唱片的,甚至還有高雄人特地到台北買,批發回去鄉下賣。街上掛的都是她的唱片,實在賣得太好了,想用支票買都不行,必須用現鈔。”左宏元提起當時的轟動,還是讚不絕口。

鄧麗君趕上了好時候,那時台灣政府剛剛結束文化限制令,之後便開啟了電影個人投資時代。

第一部港台合資的電影是1973年的《彩雲飛》,當時投資人找到了台灣的李行導演,瓊瑤當編劇,左宏元作曲。左宏元力薦鄧麗君,當時很多人反對,認為不到20歲的小女孩怎能唱大明星甄珍和鄧光榮演的電影主題曲?

鄧麗君的悟性是天生的。“我告訴她,大哥哥喜歡大姐姐,就像你喜歡媽媽一樣。她心領神會了,歌聲就帶出了感動。”左宏元說。

沒想到,鄧麗君的這首歌再次大獲成功。片中的主題曲《我怎能離開你》第一次將鄧麗君推向了海外主流市場,尤其是國際大都市香港。這裡成為了她走向世界的第一站。

可以說,有了鄧麗君,台灣的唱片市場才開始紅火,鄧麗君也成為了漢語歌曲的先鋒和代表。無論是台灣市場的“日本味道台語歌”、香港市場的“清一色廣東話主場”,還是東南亞市場華人語境的缺失,鄧麗君用溫柔的歌聲,第一次奪回了普通話在文化娛樂領域的話語權。

傳統的美學是上句接下句,四平八穩,詞和曲相匹配。但左宏元寫歌卻喜歡反其道而行之,顛覆美學的觀點。從“靡靡之音”到歡快的歌曲,從台語流行歌曲到西方流行音樂的融合,左宏元充當了“導師”和“引進”的角色,將新的元素融入台灣流行音樂市場。

左宏元給鄧麗君寫了一首歌叫《美酒加咖啡》,就是打破詞曲在形式上的匹配,用歡快的快板曲調,套悲傷的詞。歌詞講述一個酒家女靠唱歌討生活,但卻愛上了一個客人的故事。仙女下凡,犯了戒條。不僅社會不容許,依靠她賺錢的家庭不允許,職場也不允許。於是仙女只能淚中帶笑:“美酒加咖啡,我只想喝一杯,想起了過往,又喝了第二杯”。

在左宏元眼裡,這首歌寫的也是鄧麗君的生活。

“上天派鄧麗君來唱歌,給社會和喜歡音樂的人們留下歌曲和笑容。你從來沒有見過鄧麗君哭,除了那次唱《再見我的愛人》,她流淚了,但是馬上擦掉。她把生命都奉獻給了音樂,就註定不容易擁抱愛情。”

鄧麗君終生未婚,1995年在泰國清邁香逝時,身邊是小她15歲的法國男友。這一段感情,她從未提過婚娶。

“她的聲音條件是少見的好,語言天賦又奇高,廣東話,日語,英語,她唱什麼像什麼。氣聲與特別的發音位置,令鄧氏唱腔別樹一格,甚至連換氣的聲音都沒有。”

但是鄧麗君最後幾年表演中的瑕疵,卻讓左宏元感到痛惜,“後來我發現她會喘,表演也偶爾會走音。我想這是因為她和那些歐洲朋友相處造成的,那群小朋友就好像整天生活在夢里。鄧麗君很寂寞,很孤獨,也許只有這樣才能讓她感到快樂。但是在我看來,去歐洲是她致命的錯誤。”

鄧麗君生前很尊敬左宏元,赴歐洲之前,曾給左宏元打電話,想要見見老師。沒想到,這竟然成了他們的最後一面。

那天晚上,在台北敦化南路的鐵板燒小店裏,鄧麗君興起,放下筷子就開始唱歌,從老歌到新歌,不知不覺竟然唱了一晚上。唱著唱著,餐廳的人走了,門外的人卻越來越多,原來是鄰居們和路人循著歌聲就來到了小店門口,他們驚詫,怎會有鄧麗君的歌聲出現?

“每唱完一首歌,鄧麗君就彎下腰,看著我,問問我:‘老師,我唱得怎麼樣?’到最後,她笑著對我說,‘老師,今天我唱歌高興,停都停不下來。’眼前的鄧麗君就這樣變了!那一瞬間,我好像不認識她了,忘記了她‘小女孩’的樣子,眼前是一個有魅力有風韻的女人,”左宏元回憶道。

左宏元說,那天他沒有領略到,這一晚歌聲中鄧麗君傳遞出的豐富的感情。那次結束他們一路走,陪她回家,從此告別。鄧麗君與左宏元的忘年交,以歌開始,以歌結束。

百分之九十九。最後,左宏元給鄧麗君的完美打上了一個分數。

“剩下的百分之一,”左宏元說,“那是她的完美中必定少不了的瑕疵。這就是人生,任何人都一樣,誰也逃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