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心理学家曾奇峰：要相信自然痊愈的力量

武汉心理学家曾奇峰：要相信自然痊愈的力量

曾奇峰，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学组副组长、华中地区组长，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精神医学委员会委员。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创始人，德中心理治疗院中方委员之一，首届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学员。

新冠疫情期间，令身处武汉的心理学家曾奇峰最心痛的消息，是江学庆医生的去世。江医生是他在同济医科大学的同班同学。同样作为医生，自己却只能呆在家里，不能够像其他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同行那样冲锋陷阵，曾奇峰不禁有些自责。

武汉封城的70多天里，处于疫情风暴中心的曾奇峰也曾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波动，当被各种各样的疫情信息裹挟着而难免抑郁时，曾奇峰敏锐地感知到，他必须适可而止了。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要打捞出自己在这些疫情新闻中惶惶不安的心灵。

身处疫区，曾奇峰和亲朋好友是否安好，他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他带领的心理咨询师团队，为普通人做了哪些心理援助工作？当疫情让许多普通人的心理变得焦虑、抑郁时，他又能提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

身处风暴中心武汉

我却完全后知后觉

曾奇峰将自己描述为那种“内心敏锐，但应对日常琐碎现实生活时却有些大大咧咧的人”。这就如同许多优秀的作家，感受力非常敏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有些“钝感”。

所以，这次疫情发生时，虽然身处风暴中心武汉，但当一些有关新型肺炎的消息在网络上开始传播时，曾奇峰却完全后知后觉。

武汉封城前几天，他的活动轨迹是这样的：

1月20日，他参加了一个武汉朋友的聚会，大概有20多人。因为当时还不确定疫情的严重，所以自然大家都没有戴口罩。

1月22日下午，临近除夕，武汉的天气也不太好，曾奇峰下午还两次出去买东西，而且每次都买挺多的东西。并且在此前，他也去过医院、商场，都没有戴任何防护用品，包括口罩。

而从1月20日后，武汉的大街小巷已经有很多人戴上口罩了。钟南山院士的“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的提醒已经震动国人，武汉疫情警戒的级别正在逐步升高。

后来曾奇峰回想这段时间，自己之所以经常暴露在危险之中，但却没有感染病毒，也许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运气不错。自己是一个对这种防护不太上心的人，而他分析自己有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经被家人过度保护，所以缺失了一些自我保护的功能，在自我防护方面会变得有一点迟钝或马虎。

然后就是疫情暴发后最令人震惊的一天：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了。

当天清晨，曾奇峰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当时像所有武汉人一样，被这个消息震蒙了。也是在这时，他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本能的，他开始不停地刷手机看相关新闻，急切地想知道封城消息背后，还有多少真相需要了解？

那天早晨，他的心情处于一种被灾难激发的焦虑之中：疫情到底有多严重？我被感染的风险概率有多大？封城后，个人的生活怎么办？多长时间后才能够外出？计划中的工作，是否需要因此调整？等等。

好在，像大多数人一样，从震惊、惶恐当中反应过来后，他逐渐开始接受了武汉封城的现实。

但封城要封多久？当时所有人都没有答案。乐观的人认为，大概十天半个月左右就会好起来——事实上后来武汉封城的时间，超过了大多数武汉人的预料。

好在家人及时去超市采购了粮油蔬菜等，开始为接下来居家禁足的生活做准备。

然后，也就是从1月23日开始一直到现在，曾奇峰都没有再出过门，一晃70多天了。

如何打捞出自己在疫情新闻中

惶惶不安的心灵？

这70多天里，曾奇峰本人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情绪波动——在他看来，这次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经历。

这中间，让他最心痛的，是他的同班同学、在一线工作的江学庆医生去世了。

当江学庆医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同学群里几乎是“泪流成河”，曾奇峰也感到悲伤不已。从他的角度，除了悲伤，还有很多内疚。

曾奇峰曾经是医生，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同班同学很多都是一线医生。听说了同学去世的消息后，他感到自己作为医生，却只能呆在家里，不能够像其他同行那样在抗疫一线冲锋陷阵，不禁有些自责。

在疫情暴发之初，面对各种各样令人悲痛的新闻，听说很多不幸的病人急需救助，这也引发了他的一些抑郁情绪。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像曾奇峰这样知名的心理学家，怎么也会有抑郁？但就像曾奇峰的老朋友、心理学家武志红所说的那样，许多心理学家其实都有抑郁倾向，武志红甚至在一篇文章中，透露过自己的抑郁倾向曾经非常严重。

之所以这些潜在的抑郁倾向被激发出来，也是因为在疫情开始后，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扑面而来。那时候，很多中国人都陷入庞杂的疫情新闻所带来的焦虑中：每个人似乎都在没日没夜地刷各种新闻资讯，一篇篇有关疫情的自媒体文章，动不动十万加，一个个悲情的求救信息让许多人寝食难安，人们都想知道一线疫区发生了什么。

当被各种各样的疫情信息裹挟着抑郁而焦虑时，曾奇峰敏锐地感知到，他必须适可而止了。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要打捞出自己在这些疫情新闻中惶惶不安的心灵。

他的三个做法是：

第一，这次疫情肯定会冲击每个人的情绪，而抵御的最好办法就是思考。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我们有两个脑袋，一个是情绪的脑袋，一个是智慧的脑袋，要学会用智慧的脑袋去平衡情绪的脑袋。所以需要去思考，哪些是不必要的恐慌情绪？哪些是可以通过智慧去判断的客观事实？

第二，一定要在不确定的疫情信息之中，寻找一些确定性。就像经历过地震的人，会感觉大地都不太可靠。而这次疫情，很多人觉得不太确定的就是空气，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

曾奇峰提倡每个人首先要去思考：在一些不确定之外，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哪些确定性呢？比如，我们遵守政府的号召居家时，首先家里的食物、煤气、水、电等都是确定供给的，而找到确定的东西越多，我们就会越安稳。

第三，要学会分散注意力，让自己的注意力不要过度关注在灾难上。因为所有的心理问题，其实就是注意力的问题。对曾奇峰来说，在这段已经长达70多天的封闭时间内，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就是呆在家里做家务，琢磨做一些好吃的，还有编著一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等。

另外，他还通过看电影来分散注意力，特别是看一些灾难片和战争片，比如电影《我们的父辈》等。因为在他看来，战争会死人，那样的惨烈中，许多电影中的主人公都活过来了，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和害怕的呢？

那段时间，家里还有一个亲戚家的六岁小男孩寄居，孩子天性活泼好动，仿佛对世界的大灾大难完全无视，曾奇峰看到他纯粹的生活状态，觉得那简直是一剂抗抑郁、抗病毒的良药。

当然，他同时也在反思，这段时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灾难格外关注？比如有的人会在微信上不断转发，哪个国家的疫情又失控了，哪里又有新的疫情发生了等。

对此，曾奇峰认为，有些人情绪兴奋，就是过度关注疫情而产生的。而当疫情过去后，这些兴奋的情绪有可能会转化成抑郁，特别是那些喜欢在朋友圈频频转发有关疫情信息的人。

所以，曾奇峰说自己后来很少发朋友圈，自2月16日以后，有一段时间他一条朋友圈也没发——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刻意地保护自己。

幸存下来的人终将继续奔向未来

当然，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曾奇峰更关注这次疫情会给普通人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后遗症？因为疫情过后，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创伤性的心理问题，因此无论是全社会还是心理学界都要为可能出现的问题做相应的准备。

比如，有些人会对新冠病毒感到更加恐惧，疫情过后，强迫症式的洗手和其他心理强迫症频率可能会增加。而有些人本来就有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这次疫情可能会对原来的心理问题造成新的刺激。

他还观察到，本次疫情激活了很多人的死亡焦虑。比如，之前网上流传的、让网民感到非常愤怒的一些人不守规矩的出行视频，一些人出门不戴口罩，对执法人员不礼貌等等。无论从法律还是公共道德而言，这实际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但有些人为什么明明知道危害还要这么做？

在曾奇峰看来，这反映了有些人的死亡焦虑——某种程度上，有些人的死亡焦虑是通过一些极端方式来体现的。

具体讲就是：第一，对于这些人的潜意识来说，他想的是“不是死神降临我身上，而是我主动去找来的，我对这种死亡可以主动控制”；第二，就是利恐行为——越是恐惧的行为，我越要去做。这也反映了这类人在人格层面的胆小，而且在人群非常密集的场合，这种自恋已经构成了一种心理病态。

他甚至讲了一个段子来佐证这种心理的好笑程度：疫情初期，有一个女生看见父亲拿着钓具要出门去钓鱼。女儿很生气，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要命了？这位中年父亲也很生气，说有必要这么怕吗？你管我有点太多了吧。但过了五分钟，男人又回来了，并且自嘲地说：刚才吹个牛觉得舒服多了。

很多人也非常关注，在此次疫情期间，作为一个知名心理学家，曾奇峰带领他的心理咨询师团队，为普通人做了哪些心理援助工作？

其实，从疫情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机构来试图和曾奇峰合作，也有很多媒体希望采访他。但考虑到疫情的特殊性（避免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接触），他带领自己的团队能做的就是继续稳步开展咨询工作，并上线一些心理援助公开课，在公众号里为大众和专业人士提供疫情方面的防护资料和一些专业方面的课程，还和心理学界的其他同行（比如武志红）一起做直播课，就疫情期间的心理防护问题进行对谈等。

但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在直播里和武志红谈及心理援助热线之后，大家发现，似乎对有些机构的热线来说，并没有大量的人打电话过来寻求帮助。心理学界的一些同行们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大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好像公众寻求咨询的需求并不大。

提起这个现象，曾奇峰分析认为，可能一是由于很多中国人还不习惯有心理问题了就去求助心理医生；二是经受疫情的心理冲击后，有些人认为自己能自愈，而有些人会一直压抑着，直到慢慢暴发出来。

他也观察到，就像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那些获得心理干预的人，心理创伤的恢复实质上慢于那些没有被干预的人。所以，曾奇峰还是相信自然痊愈的力量：面对这次疫情冲击，有一些心理创伤是正常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心灵会自然康复。心理咨询干预得过多，也许反而会影响老天爷本来该做的事情。

他说：“我们是搞心理学的，在这段时间，当然确实想助人。但是，如果别人没有主动来请求帮助，我其实不建议心理咨询师一定要去主动介入心理干预。因为，有可能并不是别人希望被帮助，而实质是我们心理咨询师需要干点活。”

曾奇峰秉持这样的理念，“如果别人找到我，我就去帮忙。但如果你没有来找我，我也不会劝你来求助。”

他相信，武汉人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那些在疫情期间痛失亲人的人们，心理创伤可能就此永远留下。但生活总归会继续，所有幸存下来的人，终将带着对这个春天永生难以磨灭的记忆，继续奔向未来。

● 对话 ●

解封之后，如何调适心理？

提问：武汉马上要解封了，您觉得长期处在封闭状态的武汉市民，在解封之后需要做出哪些心理调适？

曾奇峰：在安全的情况下恢复和亲朋好友的聚会，打打麻将、吃吃喝喝、赏花游湖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心境的恢复。需要注意的可能是，有些人通过加倍的吃喝玩乐来报复性地补偿封城期间的“损失”，这种过度补偿可能会给之后的正常生活带来压力，比如作息饮食的过度紊乱，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等等。

提问：又是一年清明时，对于一些痛失亲人的武汉人来说，肯定会产生一些新的心理波动和刺激。如何度过这个清明节，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曾奇峰：清明节确实会是个难过的坎儿，很多人这时候又要再一次去面对失去亲友的伤痛。同时这也是一个表达丧失和哀悼的仪式，对被压抑的情感来说是一个疏泄的通道。

关于如何度过，我想，多数人还是会在哀悼之后逐步恢复到正轨，我们要相信人的心灵本身就有复原能力。如果要说建议，可能要注意两个，一是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去表达悲痛，让当事人能够去诉说或宣泄情绪，不对他做过多的干扰和劝诫，以陪伴和倾听为主；二是对悲痛表达的节制，我们的节制能够让逝者安息，也避免过于隆重的仪式之后，因为潜意识里的“兴奋”而产生更多的自我攻击和抑郁。当然如果波动太厉害，持续时间太长，对现实产生了较大影响时，需要考虑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提问：武汉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许多人要返回工作岗位，重新开启生活，但有些人可能一下子还无法进入工作状态（比如有媒体报道还是有一些人无法恢复工作热情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曾奇峰：这可能是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次疫情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对于武汉人。有一些心理影响它在灾害内没有反应，因为它被疫情期间的特殊状况压着，但是一旦恢复到正轨，这些影响就可能会浮现，并导致复工上面的一些困难。这属于创伤应激的延迟反应，一下子无法进入工作状态，多多少少和这个应激反应有关。我们可能需要去了解，这些应激反应里哪些部分是正常的，正常的部分我们需要去接纳，给它足够的时间，它会自然平复。但如果有过度反应的部分，比如好几个月、半年都难以恢复正常，就需要寻求帮助和干预。

提问：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许多人可能会收入下降、工作受到影响等，对未来也有可能感到焦虑，您对此有何建议？

曾奇峰：对于这些焦虑，可能有几个建议：一是不管发生什么状况，尽可能维持一个生活基石的稳定，比如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规律作息。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它能让我们感到生活的某个部分仍然是稳定可控的，可以防止焦虑的扩散和加重；第二是对于那些现实生活中引发焦虑的部分，比如收入减少、工作被影响等，需要尽可能地从现实层面解决，比如多投几份简历，多联系联系同事朋友，获取一些对增加收入和工作机会有帮助的信息。最后就是一些冲突性焦虑，比如可能会因为眼下的情况有很多担忧和糟糕的幻想等，这些部分可以通过增加社会支持系统来调整，比如多和朋友家人谈心，去消化这些焦虑，如果仍觉得帮助不足，也可以尝试寻求心理咨询服务的帮助。

提问：目前有媒体报道，有些新冠肺炎治愈者受到了社会歧视，这也许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社会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治愈者这一群体给予心理支持？

曾奇峰：我觉得不用去刻意强调治愈者的身份，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支持。这场肺炎已经变成全球现象，没感染的人只能说是幸运，在其他方面，未感染者和治愈者没有任何区别，需要干预的可能是那些强行认为治愈者和未感染者不同的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是某种疾病的治愈者，流感、腮腺炎、结膜炎……我们是不是都要分门别类来区分他们并另眼相看呢？显然这么做很夸张，也会显得可笑。当然，如果治愈者自身产生了强烈的病耻感，产生了焦虑和担忧，可以通过心理热线、心理服务等来实现自助。本版文/曾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