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去世,曾被誉为“时代的良心”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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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散文家、评论家邵燕祥于8月1日逝世,享年87岁。邵燕祥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被诗人屠岸称为“时代的良心,当代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邵燕祥的诗歌生涯开启于1947年,在国共决战的前夜,他将《失去譬喻的人们》寄给沈从文转给周定一发表,此后他也称后两位为他的恩师。据邵燕祥本人讲述,这首诗的写作受到穆旦影响,指控掌权者宰割人民,然而却不同于一般的檄文,也没有流于一般的政治诗。

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发表于1951年,据邵燕祥回忆,其中某些作品被删除了,包括一首书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叙事诗《伏尔加河之歌》,出版社回信称从中读到了“旧文学的影响”“忧郁的气质”和“灰暗的调子”。邵燕祥也承认自己创作诗歌的背景是充满“悲凉色彩”的,但《歌唱北京城》主要是欢庆革命胜利与符合主流文学要求的转变。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是一部从社会主义建设汲取诗情的作品,也体现了邵燕祥作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者投身新时代的热情和激情。(舒晋瑜《邵燕祥:我的淬过了火的乐观主义》《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

在诗歌风格和写法上,邵燕祥不仅受到中国诗人诸如穆旦、臧克家和“七月派”艾青、绿原等人的影响,也深受俄罗斯文学启发,他喜爱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也翻译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并由此创作了诗作《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年,邵燕祥被错划成右派、受到批斗,创作沉寂长达二十二年。在《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2004)一书中,他了描述那段时期自己的变化:“从飞扬的‘浪漫主义’下降到匍匐的‘现实主义’……”据今年2月《中华读书报》的一篇采访《邵燕祥谈枕边书》记录,在“文革”期间,晚上他枕头边的书是一套《聊斋》和一套《水浒》;他认为《聊斋》文章好,是浅近文言,而且可以一段段读、随时可以放下、不影响睡眠,而《水浒》林冲的部分他看了很多遍。

《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

邵燕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05

直至1980年,邵燕祥又重新出版诗集《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作品。也是自1980年代起,他开始写作杂文,先后出版了《忧乐百篇》《会思想的芦苇》以及随笔集《沉船》《邵燕祥杂文自选集》等等,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最多产、影响最大的杂文家。他的杂文取材广泛,既有对现实重大政治、思想问题的讨论——比如《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探讨了现代中国残存的“皇权意识”,启示人们现代中国需要民主和法治,而不是终身制、世袭制、家长制、人身依附和裙带关系——也有对商品经济时代官僚腐败作风的批评。1989年《钟山》杂志曾邀约他主持“杂文作坊”专栏,4期内共发表了邵燕祥、蓝翎、舒展等人的12篇杂文。《钟山》杂志原执行主编徐兆淮回忆道,“(杂文)主旨大都离不开对官场腐败行为和极左思潮的抨击,对社会时弊的针砭,对民主和法制的呼唤,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而与蓝翎、舒展的杂文相比,邵燕祥更显得文思灵动、更具诗人情怀。”(《邵燕祥与他的杂文作坊》徐兆淮《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6期)

近年来,邵燕祥最为引人关注的作品是出版于2016年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回顾了他自己在1945-1958年间的亲身经历。为什么一位诗人最终会转向杂文写作?在《找灵魂》一书的引言中,邵燕祥在重思1945-1976年的人生历程时写道:“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在《找灵魂》的最后,他又写道:“战后三十年,陈尸现场/只为了证明真诚之为虚妄/一个游荡的灵魂隐入书里/找来找去,找不到失踪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