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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散文家、评论家邵燕祥于8月1日逝世，享年87岁。邵燕祥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被诗人屠岸称为“时代的良心，当代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邵燕祥的诗歌生涯开启于1947年，在国共决战的前夜，他将《失去譬喻的人们》寄给沈从文转给周定一发表，此后他也称后两位为他的恩师。据邵燕祥本人讲述，这首诗的写作受到穆旦影响，指控掌权者宰割人民，然而却不同于一般的檄文，也没有流于一般的政治诗。
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发表于1951年，据邵燕祥回忆，其中某些作品被删除了，包括一首书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叙事诗《伏尔加河之歌》，出版社回信称从中读到了“旧文学的影响”“忧郁的气质”和“灰暗的调子”。邵燕祥也承认自己创作诗歌的背景是充满“悲凉色彩”的，但《歌唱北京城》主要是欢庆革命胜利与符合主流文学要求的转变。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是一部从社会主义建设汲取诗情的作品，也体现了邵燕祥作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者投身新时代的热情和激情。（舒晋瑜《邵燕祥：我的淬过了火的乐观主义》《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
在诗歌风格和写法上，邵燕祥不仅受到中国诗人诸如穆旦、臧克家和“七月派”艾青、绿原等人的影响，也深受俄罗斯文学启发，他喜爱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也翻译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并由此创作了诗作《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年，邵燕祥被错划成右派、受到批斗，创作沉寂长达二十二年。在《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2004）一书中，他了描述那段时期自己的变化：“从飞扬的‘浪漫主义’下降到匍匐的‘现实主义’……”据今年2月《中华读书报》的一篇采访《邵燕祥谈枕边书》记录，在“文革”期间，晚上他枕头边的书是一套《聊斋》和一套《水浒》；他认为《聊斋》文章好，是浅近文言，而且可以一段段读、随时可以放下、不影响睡眠，而《水浒》林冲的部分他看了很多遍。
《找灵魂——邵燕祥个人卷宗：1945—1976》
邵燕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05
直至1980年，邵燕祥又重新出版诗集《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作品。也是自1980年代起，他开始写作杂文，先后出版了《忧乐百篇》《会思想的芦苇》以及随笔集《沉船》《邵燕祥杂文自选集》等等，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最多产、影响最大的杂文家。他的杂文取材广泛，既有对现实重大政治、思想问题的讨论——比如《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探讨了现代中国残存的“皇权意识”，启示人们现代中国需要民主和法治，而不是终身制、世袭制、家长制、人身依附和裙带关系——也有对商品经济时代官僚腐败作风的批评。1989年《钟山》杂志曾邀约他主持“杂文作坊”专栏，4期内共发表了邵燕祥、蓝翎、舒展等人的12篇杂文。《钟山》杂志原执行主编徐兆淮回忆道，“（杂文）主旨大都离不开对官场腐败行为和极左思潮的抨击，对社会时弊的针砭，对民主和法制的呼唤，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而与蓝翎、舒展的杂文相比，邵燕祥更显得文思灵动、更具诗人情怀。”（《邵燕祥与他的杂文作坊》徐兆淮《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6期）
近年来，邵燕祥最为引人关注的作品是出版于2016年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回顾了他自己在1945-1958年间的亲身经历。为什么一位诗人最终会转向杂文写作？在《找灵魂》一书的引言中，邵燕祥在重思1945-1976年的人生历程时写道：“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在《找灵魂》的最后，他又写道：“战后三十年，陈尸现场/只为了证明真诚之为虚妄/一个游荡的灵魂隐入书里/找来找去，找不到失踪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