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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随着新冠疫情成为全美国关注的话题，富人开始逃离城市，前往位于苏格兰高地的豪华别墅和南达科他州农村的生存训练营。在那里，私人公司以10万美元的超低价格出售奢侈地堡。富人们来到了卡兹奇山和汉普顿的度假小屋中，将商店货架一扫而空，也增加了当地人感染的风险。这些地方的机场里挤满了私人飞机，飞机租赁的咨询量大大增加。富人选择逃离是因为他们能够逃离，而大多数美国人（没有第二套住房或私人飞机的人）却留在了突然之间如鬼城一般的城市里，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无处可去。
富人一直有一种避世心态，需要让自己远离普罗大众。在18世纪的时候，他们逃到了法国和英国乡村的庄园里狩猎和觅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在第一个封闭的郊区社区购置了房屋，挖空了曾经居住着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城市。当市政府开始通过“包容性区划（inclusionary zoning）”代码来纠正该问题时，开发商们又创造出了“穷人入口（poor doors）”。贫穷的租户可以通过隐蔽的入口进出，不会打扰到富裕的邻居。甚至像曼哈顿的哈德逊广场之类的当代工程，虽然被称之为“城市规划”，旨在构建有用且公平的公共空间，事实也并非如此。这套豪华公寓最终耗资数百万美元，开发商甚至曾一度计划建造一堵围墙，将这座建筑与城市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更糟糕的是，开发商还获得了州政府指定用于贫困地区的10亿美元的资金。
由于送货和购物越来越便捷，以及共享APP迅速发展，富人如今能够轻易地避开穷人。他们改变了我们的城市，如今又逃离了城市。但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
很快，街角的商店和其他本地机构会逐渐退出，为全球连锁店让路。街道将变得空空荡荡，当然，自行车和送货卡车还是会出现在街道上，促进零工经济的发展。甚至我们的家也会发生改变。有钱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避免与陌生人接触，因为如今陌生人被视为不断蔓延的瘟疫载体。公寓楼早已经被分割成了类似电话亭的小隔间，开放的大厅不复存在；很快将出现更多的私人入口，这为进出又增加了另一个障碍。摄像头、私人安保和其他监视设施将会蓬勃发展，这就是许多富人一直想要的东西。现在的区别是，他们可以用体面的语言来掩盖阶级冲突。
在这样一个分裂的环境中可能出现团结吗？随着诸如哈德逊广场等公共空间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用于抗议的场所会越来越少。应用程序代替了工作场所，工人的组织机会也将越来越少。尽管疫情之下，人们互相保持距离，但是人们已经在反抗公民社会的进一步侵蚀。 “Instacart”公司的员工正在组织起来反对滥用其劳工权利；全国各地城市的租客们无力支付房租，因而正在组织罢缴租金。他们还向城市官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停止处理租房案件，暂停驱逐租客，直到危机结束。通过这些措施，城市“岌岌可危阶级”的成员申明了他们使用城市及其空间的权利。
想象一下，如果人们不断地这样去努力，可能会带来什么？想象一下，如果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是由机会主义的公司和个人支撑的，而是由我们这些公民所支撑的，那会是什么样子？富人可能认为他们拥有这座城市，但是当他们离开时，现实就暴露了出来：他们只是从我们这里租借了这座城市。
（翻译：尉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