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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斯·法耶德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让影片中的角色活了下来。如果你待在叙利亚阿勒颇这样的地方，也会有类似的求生动机。但不像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某些东西让你留了下来。
编者按：《阿勒颇最后之人》（Last Men in Aleppo）是一部有关叙利亚内战的纪录片，于2017年上映，曾获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以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该片由费拉斯·法耶德（Feras Fayyad）执导，卡里姆·阿比德（Kareem Abeed）和索伦·斯蒂恩·叶斯帕森（Søren Steen Jespersen）制片，记录了战时阿勒颇的民众生活，并特别讲述了由平民组成的“白头盔”（The White Helmets）组织在军事袭击后首先冲进现场搜救的故事。影片揭示了“白头盔”志愿者的生活，以及他们有关“是走是留”的内心挣扎。
法耶德1984年生于叙利亚，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长大，于法国巴黎国际电影学院（EICAR）获得视听艺术与电影制作学士学位。回到叙利亚后，他先在电视台工作三年，后为叙利亚诗人、异议人士雅法·海达尔（Ja'far Haydar）拍摄纪录片，并因此被叙利亚情报机构逮捕并监禁。目前法耶德在哥本哈根定居。本文是一篇对他的访谈实录。
费拉斯·法耶德
问：许多人希望能看到《阿勒颇最后之人》，觉得它很感人，但又帮不上什么忙。你有什么话想说给他们？
法耶德： 我拍这部片子并不是想要求人们做些什么。我只是希望他们能思考一下这部电影能在他们心里留下的那些东西。我不想让人们感到羞耻，而是希望他们去讨论羞耻本身。不要去感到负罪，而是讨论负罪本身。对感受的探讨比感受本身更重要。如果你光是产生了诸如负罪感或者羞耻这类很不好的人性体验，那没有多大帮助。讨论感受却有助于你在震惊之余继续前进。
每个人都不妨按自己觉得适当的办法去做——就这个电影的故事写些什么，或者对能打动自己的某个问题议论一番。如果你想出些钱，也可以捐助一下“白头盔”组织。
如果你想来一场大辩论，也悉听尊便。比做实事更加深远的，是找到一种防止坏事向别处扩散的解决之道。探讨我们如何能捍卫各种人类价值，还有不要对我们的未来丧失信心。
我拍这部电影的目的是表达个人感受。我在阿勒颇长大。我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丝气息、每一堵墙、每一栋建筑的色彩。当我把这个故事呈献给观众时，他们便能以和我相同的方式体验阿勒颇，就像自己也在那里度过童年一般，这不仅是这部电影的成功，更是我们所有叙利亚人的成功。我最想表达的，是把叙利亚战争当作一个个人故事来讲述。
问：有哪些事是世界上其他人（包括别国政府）原本可以做，但现在却没有做到位的？
法耶德： 叙利亚要的不只是和平，它还需要正义。有千百万人被害，包括他们的家庭与小孩。而这些罪行是有人应该承担责任的。
谈论正义也就意味着处理战争罪行。许多人因为其政见或是某些背景而被杀害或投入监狱。这些都应当被划入战争罪的范畴。应当找出战犯并把他们送上法庭。这必须是和平进程的组成部分。
如果人们得知那些杀害小孩、拆散家庭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而且未来还会威胁到自己，那有谁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呢？
问：你曾经因为拍摄纪录片坐了八个月的牢，这段经历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法耶德： 这项工作跟诗人雅法·海达尔有关，在哈菲兹·阿萨德（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之父）统治叙利亚时，他就是一名异议人士。他是争取表达自由的英雄。因此他选择离开叙利亚。对我来说，这是件有趣的工作，因为我在哈菲兹治下出生，接着又在巴沙尔治下逐渐长大。
我本打算带着这部片子参加迪拜电影节。但那时叙利亚正好爆发了动乱。你根本不知道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可以交给谁来做，因为根本不知道谁可以信任。这样一来，我就必须把片子带到迪拜去完成音效编辑工作，而在离开前我就在机场被捕了。在经过第一个检查点的时候，他们说“跟我走”。后来还扯起我的T恤，遮住我的脸，然后就把我绑架了。
我蹲了八个月监狱。在我还小的时候就通过家人、朋友和街谈巷议听到过叙利亚监狱的一些事情。长大后它成了我最惧怕的存在，比失去母亲还要可怕。每大一岁，这方面的恐惧就会加倍地放大。
从小我就一直听人们说，你要是被关进去的话，会巴不得自己能赶紧死去。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当时确实有过求死的想法，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里面的各种虐待了，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上的。
《阿勒颇最后之人》剧照。图片来源：Grasshopper Film
他们不给我吃的，对我电击，还殴打我。他们想要让你彻底失去尊严。不过我也知道，无论我怎么担惊受怕，他们怕我的程度其实十倍于我怕他们。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你被他们视作领袖，其他人会追随你，会听从你的见解。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就不再害怕了。
年复一年，这些人始终想在叙利亚建起一道高墙，阻止国际社会和政治家看到里面发生的事。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这一切。
蹲监狱是我最不堪回首的经历之一。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我亲眼看到了人们被杀害和虐待的过程。我听到了各种呼声与声音。这个政府正因为人民的意见、表达和言论自由，以及各种活动和电影对他们实施迫害。
问：在拍摄《阿勒颇最后之人》的过程中，你的身份不仅是纪录片制作人，你还见证了自己家乡的毁灭。在这种冲突情景当中，你是如何努力做好一个艺术家的？
法耶德： 电影是我用来展示观念与经验的黑板。举个例子，我想展示出阿勒颇的声音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之前这里曾充斥着汽车和叫卖声，那是人们自己的声音。现在这里却全是爆炸声、枪声，每条街上都上演着毁灭的戏码。
这里的建筑、城市、记忆、家乡都毁灭了，而我想要在这一片毁灭之中找寻希望。我希望通过电影中的角色来表达这一点。哈利德（Khaled）希望通过把事物看成是美的来保持希望。他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穿行在废墟中，找到一处歇脚的地方喘口气，点上一支烟，不去想自己的恐慌与内心争斗，不去纠结要留在这里还是赶紧离开。专心想着找个地方好好抽支烟，享受这一切就好。这是考察留下来的人们如何进行抗争的一种方式。
选择成为一名表达自身感受的艺术家，就意味着去面对各种挑战，身在一个专制体制下尤其如此。就算你千辛万苦把电影做出来，电影自身也会危及你的性命。他们想要把你掩盖起来，攻击你。这是决定成为一个自由艺术家，选择了一个诸如《阿勒颇最后之人》这样的困难主题的必然结果。
《阿勒颇最后之人》剧照。图片来源：Grasshopper Film
当我决心要做这部片子后，我就在思考如何能在故事牵涉到的每一个问题上开启辩论。这就是艺术发挥作用的方式。它不应成为一家之言。它不该像医生那样直接提供解决方案。它所应该做的是引发辩论——关于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辩论，让人们联系这一主题来进行思考。
从一个角度说，我们当然应该找到终结战争的“解决方案”。但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个人身处根本找不到解决之道的地方究竟有何意义。我希望人们在看完电影回家、乃至过了十天半个月后，也能继续思考影片里提出的问题。作为艺术家而言，我在这么做的同时尽量不去把人们逼太急，也不会把作品搞得花里胡哨以求快速吸引眼球。我希望让观众与角色建立起联系，并设法让他们在电影结尾追问自己：这个故事究竟对我有怎样的影响？
为此，我曾经与一些新闻工作者发生过争论，他们不理解这部电影应当发挥何种影响。依我看，它关心的是作为人类而言如何在艰难环境中维系道德生活。
问：通过新闻和社交媒体，我们已经看过不少“白头盔”组织的视频，对叙利亚战争也已经有所了解。在你看来，《阿勒颇最后之人》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它会以何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打动观众？
法耶德： 社交媒体上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它们不过是一些脱离了具体语境的片断。你只是看到某件事情发生了，但并没真正跟它建立起联系。你看见一个满脸是血的小孩子坐在救护车里举起他的手，看到他手上有血。但你不会知道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要比这走得更远。我希望从另一种视角来为人们讲述这个故事，让他们了解更多的背景。我想表达出人们内心的冲突，借此来凸显他们对基本人权的渴望与叙利亚现状之间的张力。
《阿勒颇最后之人》剧照。图片来源：Grasshopper Film
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些影像时，我就问自己：这些画面在我内心留下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我追问自己：如何能真的让人们开始去思考，让他们加入到道德辩论与对话当中去？
我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让影片中的角色活了下来？作为一个凡人，如果你待在类似阿勒颇这样的地方，你也会有类似的强烈求生动机。也许是那里只有你见过的东西、深刻影响到你的东西，让你最终留了下来，而不像那些来自同样地方却选择离开的人。
我希望镜头能发挥眼睛的作用。从一种上帝式的视角来考察人们，因为那里没有上帝。当人们每天都活在死亡威胁之下时，他们需要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创造者。深入挖掘毁灭就好比是从死亡中重生。如此这般，不断深入，去发现一丝生机。站在那些角色的立场上，你会感到你必须做一些什么来挽回生机。
我从来不以垂直视角来运用镜头，不会高高在上地俯视。所有的镜头都采纳一种凡人的视角。我想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这幅画，当你站在它面前时会生出一种力量感。我设法让米开朗基罗无处不在，手机墙纸和电脑桌面都是他的作品。我总是在思考他的画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力。
《阿勒颇最后之人》剧照。图片来源：Grasshopper Film
如上图所示一般，人们坐在楼顶，眺望着远处毁掉的一切。接下来，通过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相互关爱，便产生了一种美。这些就是人类价值。我们的一整部历史都是在为它们而战。但凡我们受到某个政权或制度体系的威胁，它们设法要破坏掉这些关系使我们之间失去信任，我们就会为之而战。
这不只是一个战争故事，它不只关注那些拥有武器并且参加过战斗的人，不只是询问为何而战或为何而死。这个故事要追问的是，我们如何借助各种关系、借助人类的相互接触与彼此发声而活下来。
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法耶德： 我认为这是唯一能让我自由言说的途径。唯有如此我才能去体察自己从小到大以来所经历过的一切。它也是我与恐惧对抗的一种方式。我们是带着“我们彼此无法共享感受与言语”这样的想法长大的，因为我们活在恐惧之中。制作这些电影释出了我的恐惧。这就好比是一种呐喊，喊出了正义的重要性。
不过，我还想借此说的是，相信我们自己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他人、相信人类、友情和信任。我想表明人类的关系是帮助他们存活的唯一途径，让他们在阿萨德父子的高压统治下撑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们的朋友与家庭，就是让我们继续活下去的牵挂。
我探求希望与人类的最佳可能性，因为我曾经见过其丑恶的一面。我力求穷尽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言所能做到的一切，透过这些作为“白头盔”成员的角色们来理解人类价值。我想去理解是什么让他们坚持了下来。在历史上，流离失所（displacement）的意义对我而言是很关键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人离开而另一些人留了下来？
这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负罪感。你会感到你自己苟且偷生了，必须要为他人做一点什么。不过我的电影并不限于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它还进一步探讨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地位。你必须就自己能做些什么做出决定，让它变得有意义起来。对我来说，艺术产生了这种意义，莎士比亚和米开朗基罗也让我获益良多。在制作《阿勒颇最后之人》时，我曾思索过哈姆雷特的内心争斗。
我也曾经历过低落与失望。我一度感到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永远没机会发生了。接着，一个特别的时刻吸引了我，经过了某些事情和某些危险，我想要通过影片里的诸多角色来理解它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思考人性的意义，思考活下去究竟意味着什么。
问：你接下来有什么工作上的打算？
法耶德： 我正在做一部关于叙利亚女性医生群体的电影，她们开设了一家地下医院来救死扶伤。
女人向来只作为美丽的身体、作为皇后或是作为受害者出现在镜头中。这部电影则要刻画那些在岗位上与男人并无差别的女人。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跨性别者——那只是我们的生理或社会性别认同。与我们能够在一生当中做些什么、成就一些什么没有关系。
我还思考过很多关于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的问题，例如她在社会以及男性角色的控制下争取独立的历程。这项工作也牵涉到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MeToo（反性侵的“我也是”）运动。它不仅仅是一场社交媒体运动。它关乎在特殊条件下去推动一些可操作的、真实的变革。我希望这群在叙利亚内战中担当医生的女人能够作为开启一场新讨论的契机。
（本文仅代表受访者本人观点）
（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