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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明尼苏达州黑人保安惨死在白人警察跪压之下，掀起了席卷美国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和暴力活动。种族问题和暴力执法在美国属于老生常谈，新冠疫情对当地人来说也已见怪不怪。为什么一个黑人的死会成为全国骚乱的导火索？种族不平等如何在资本的力量下被固化？这次动乱能否给美国带来政治上的触动和反思？特朗普执政下社会撕裂如何收场？
带着这些疑问，我采访了在美国从事中学教学已经六年的李娜（化名）老师，请她从教育的视角为读者观察美国社会提供一些新线索。
王丁楠： 新冠疫情爆发后，外界一度觉得美国人“什么都不在乎”、“心真大”，但上周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却仿佛揭了盖子，民众把一段时间以来集聚的怨气集中发泄出来。据你观察，究竟是什么导致美国人如此愤怒？
李娜： 在中国，我们很重视集体利益，但美国人看政府，出发点却是个人自由和对权力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遇到疫情，中国政府但凡不作为或是慢作为，都要被国人骂死。但在美国人眼中，政府“做错事”要比“不做事”严重得多：它可以面对疫情无动于衷，让民众自行采取防控措施，这种不作为在美国人看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政府为了防疫，主动出台规定限制公民自由，那就要冒很大政治风险了。
记得当时武汉封城，我和一个美国同事聊天。她说：“我宁肯感染新冠肺炎，也不要被强制戴口罩。”我所处的美国中南部属于政治上相对保守的地带。事实上，防疫措施出台一两个星期后，民众的不满就很明显了。比如饭馆经营者，突然被要求只能维持一半的上座率，但餐厅运营的成本却还摆在那里，他就认为这是政府在滥用权力。同样的道理，对于弗洛伊德的死，抗议者也是觉得警察用民众赋予他们的权力搞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这是不能容忍的。
另外，这次骚乱中出现大量偷盗抢劫案件，也反映出疫情导致经济衰退，给普通美国人生活造成重创。企业裁员，小业主经营受限，一家人可能一下子就没了收入来源。况且美国人大多没有储蓄意识，今天花明天的钱、每天背着几千美元贷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种情况下，一旦现金流断了，债务会越积越多，生活真的就完了。
王丁楠： 针对种族不平等，美国有很多法律和制度约束，也有大量作为政治正确的行为规范，但为什么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还不断出现像弗洛伊德这样的惨剧？
李娜： 我认为种族问题的背后是阶级不平等，或是二者相互交织。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重构美国社会的运行方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其他少数族裔，每个群体里都有平民和精英，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不一样的，能享受到的资源也大相径庭。比如新冠肺炎，美国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三倍，这反映的是医疗资源的按阶级分配。
教育资源也是如此。在我看来，美国的教育制度更像是固化阶级的工具。有钱人通过接受精英教育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社会地位，没钱的只能认命。试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成功的只是极少数。
拿我所在的私立中学来说，学费每年4万美元，已经是一道很高的门槛。除学校课程外，白人精英家长对子女要求也很高：雇家教做考前辅导，培养孩子兴趣特长，请有分量的人写推荐信，帮子女找人无我有的实习和社会活动机会——这些都要靠资本和社会关系。许多中国家长以为美国是搞快乐教育，大错特错。他们没看到精英阶层为了巩固家族的社会地位，在子女教育上有多拼。
与白人相比，我们学校的黑人学生主要有两类，一是少数家庭富足、交得起私立学费的孩子，二是家境贫寒、全凭体育特长被学校招来打比赛的。二者的学习态度和精神状态截然不同。当然，后者确实也可以通过体育竞技这个渠道被不错的大学录取。但你会发现，这样的学生在择校的时候，一般看重的不是一所大学的教育资源如何，而是它把“我”作为特长生招进来，许诺多少补助（因为家里实在缺钱），或是它的校队强不强，能否帮“我”脱颖而出成为体坛明星，一夜暴富。其实这二者都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命运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黑人球星在变成富翁之后又很快返贫。
说完私立学校再说公立。公立学校不收学费，看上去对阶级出身不同的孩子要公平得多。但在美国南方，你能上哪所公立学校是由所处的学区决定的。两个学区（或者说郡县）或许只是一街之隔，但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质量却可能有天壤之别。我去那些很差的公立学校做过志愿服务，感觉一天的工作更像是帮家长托管孩子，学生爱干什么干什么，完全谈不上教学。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学区之间公共教育资源的差异呢？主要是税率。一个郡县税率高，财政收入多，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就好。那什么样的家庭有能力为了孩子上学搬去高税率、高生活成本的地方定居呢？还是相对有钱的人。美国有句话叫Money flows to where it's treated best，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常拿“用脚投票”来形容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但问题的实质还是资本的投票。
说回到弗洛伊德的案子，我们从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的分配来看黑人的不平等待遇就会明白，美国的种族问题和阶级分化是密不可分的。类似地，你可以假设，如果弗洛伊德是个有钱人，同样犯了案，他对警察说，“你给我开罚单吧，我付得起”，那么跪压致死的暴力执法就很可能不会发生。
2000-2016年，美国各族群入学率
王丁楠： 单纯基于肤色差异而产生的歧视在生活中常见吗？
李娜： 赤裸裸的歧视不常见。表面上大家可以一团和气，但以肤色和文化划分小圈子，这是不可避免的。况且一些白人心里究竟怎么想，谁也管不了。尤其是在美国南部，即便是处于精英阶层的黑人，也很难融入那些白人“世代贵族”(old money)的社交圈里。
这在学校中也有体现，比如学生们一起到食堂吃午饭，99%的黑人孩子都聚在餐厅离门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老师和同学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管那个角落叫“非洲”。平时，黑人和白人学生当然也会在一起玩，但他们不太可能成为特别亲密的朋友，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没有文化认同。
此外，美国有许多基于政治正确的做法和制度安排，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却变相助长了种族分隔和差异化对待。比如大学招生，给黑人设置一定比例的配额，本意是想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化，但造成的结果却是招生老师只会拿黑人学生和黑人学生比较——你只需比同种族的人优秀，我就考虑录取你。这其实是加剧了种族分化。
在我们教学实践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由于种族问题很敏感，再加上黑人学生家里大多不具备良好的条件，他们学习不认真、不达标，老师们一般都会网开一面，不去较真批评。和对待白人孩子相比，实际上是采取了双重标准，搞起了差别对待。
王丁楠： 许多分析者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社会分裂和矛盾愈演愈烈，直至近期爆发全国范围的骚乱。你认同这样的描述吗？
李娜： 分裂是很显然的。我感觉特朗普和以往美国总统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无心笼络那些原本就不支持自己的人，根本不愿意为讨好各派民意而说一些“和稀泥”的话。比如面对骚乱，他称示威者是人渣和败类，一上来便以武力相威胁，可以看出他只在乎巩固自己的阵营，对弥合社会裂痕完全不感兴趣。
特朗普不带任何顾虑地发表极端言论，说出了很多美国人一直不敢说的话，使原本就支持他的民众更将其视为偶像。而既然美国的最高政治人物都可以敞开天窗说亮话，普通人在表达自己意见时只会变得更加激进。这样，党派、种族、阶级、政治立场等种种分歧就都浮现在表面了。
除此之外，媒体也扮演了加剧社会矛盾的角色。如今CNN和福克斯势同水火，特朗普的支持者对CNN等“假新闻”可以说是完全不入脑，想都不想就咬定它们是敌对势力给总统泼脏水。反之也是如此。两派支持者都离客观理性渐行渐远。
王丁楠： 面对国内新冠疫情防控失误，美国政客和媒体把中国作为甩锅对象，你身边的美国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李娜： 就像我刚才说的，政治分裂导致美国人思维固化，根本不愿去听不同意见。对于国外发生的事也是这样。我身边的美国人坚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最强的国家。至于中国，他们大多觉得那是一个封闭落后、没有自由的地方，完全不想去了解。
中国瞒报疫情论、实验室泄露论在美国人中间很有市场。我问他们依据何在，答曰“中国公布的数字和信息就不可能是真实的”。一句话就否决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对外传播有很多无效投入，有必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手头的资源。毕竟一旦对方的“脑回路”已经闭合，你把再多的事实摆在他面前也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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