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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奇渊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超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是达到了1701.4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稳中趋缓的迹象。不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在海外投资领域，中国企业的身影料将更为活跃。
中国企业为什么进行海外投资？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企业刚刚起步对外投资，当时主要考虑是离欧洲、亚洲等目标市场太远，以及欧洲这类市场存在一些贸易壁垒。所以当时对美国企业而言，市场在哪里，企业就到哪里投资。后来日本企业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不过日本的主要考虑是劳动力、土地这类生产成本上升，于是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开始主要布局于东南亚，在这些地方生产完了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
但是，和历史上的美国模式（最终需求驱动）、日本模式（生产成本驱动）相比，现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不同的特点。
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大量投资于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同时通过并购等手段，中国企业也在获取欧美的专利技术、研发能力，甚至是中高端国际品牌。
所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在全球市场寻求国内缺少的资源、技术和品牌，这些东西因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是一种补充。所以有研究者（姚枝仲，2011）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概括为“价值链延伸”。
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格局，也是国内市场生态环境的一种外化。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国内市场受到了国有企业的挤压、生存空间极为有限，这些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逼出去的。
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则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有的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战略，有的原因则令人啼笑皆非。
最后，从短周期来看，由于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导致的资本外流加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当中也隐藏了一部分资本外逃。例如2017年3月，就有高层警告某些企业借海外收购足球俱乐部转移资产。
总体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出“价值链延伸”的特点，这和美国、日本历史上的起步完全不同。这样的特点，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关于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驱动因素的研究，也关系到后面其他问题的回答。
企业海外投资，投到什么地方？
如果一国的法律体系完备、政府管制较少、腐败程度较低，通常我们将其称之为“制度质量”比较高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理论界都认为，制度质量越高，就越容易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资。反过来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更多地投到这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
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制度质量未必是一个好的解释因素。因为在欧美一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中国企业反而不适应当地环境，表现出水土不服。而在拉美、非洲一些制度质量并不高的国家，却相对比较容易适应。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制度距离”。在这种逻辑框架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会倾向于选择和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
这方面，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的林越（2016）博士检验了在拉美投资的中国企业行为。有趣的是，他发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不同行业的投资，对制度距离/制度质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机制。
一旦国际经济学家提到“距离”，他们经常会考虑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事实上，这个模型也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投资当中，解释企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分布。考虑“制度距离”的因素，也是对引力模型的完善。不过，跨国投资涉及到汇率风险，尤其在一些汇率极具波动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赞比亚的货币是Kuacha，有一年这个货币咵嚓一下就贬了50%，导致中资企业蒙受了很大汇况损失。因此，也有研究者加入了汇率风险来分析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李平、于国才，2017）。
从投资空间来看，特定的地区还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比如中非、西非国家，历史上的宗主国是法国。在法郎区时代，各国中央银行均在法国财政部设立“业务账户”，并将其大部分外汇储备存入这个账户，以保证其货币与欧元的自由可兑换，而法国财政部则扮演着法郎区央行盟主的角色。在欧元区诞生之前，非洲法郎一直与法国法郎直接挂钩，其后改为与欧元直接挂钩，但是这种货币合作机制始终是根本。
和法国在该地区深耕几个世纪的历史相比，中国金融业在该地区的布局几乎是空白，中资企业在该地区投资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就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在这样的地区，中国首先就需要寻求与法国的合作，利用三方合作的形式来开展国际投资。这个思路也同样适合于中国与英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
在欧美发达国家本土投资，中国企业面临的则是另一个问题。除了传统意义上要处理好与媒体、公众、政府的关系，欧美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比如，在福特考虑出售沃尔沃之初，洛希尔公司（又译作罗斯柴尔德）就担任了这次并购行动的顾问。
得知这一消息后，洛希尔公司很快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吉利，并作为中间人起到了引荐和撮合的作用。在国际并购当中，具有卓著声誉的中间人，也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外，欧美智库也是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特殊因素。比如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再如中国一家企业收购德国的化工企业，德国人被惊到后，当地媒体采访的就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再如布鲁塞尔的Bruegel研究所，就经常参加欧盟和各国议会的听证会，参与各种政策辩论。
这些智库不仅是上流圈层的接触平台，也会对公众舆论、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中国的跨国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开始积极加入欧美的顶级智库作为企业会员，通过这种方式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态当中，促成东道国对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认识能够更加客观和公正。在这方面，笔者有幸参与、见证了这一过程。2014年，国内某著名企业和Bruegel的第一轮合作磋商，地点就是我们研究所的会议室。
结合国内金融改革来看企业海外投资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输出国。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背景，以及和发达国家的深刻不同，就是中国国内仍然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攻关阶段。在金融改革过程中，汇率制度改革且进且退，汇率的扭曲引发了外汇交易的扭曲；汇率制度的改革滞后，给资本帐户管理带来了较大压力；利率市场化名义上已经到位，但实质上还有很多事要做；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则是金融市场改革更为基础性的环节。
我们需要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放到国内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在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布局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防范其中的金融风险，如何尽快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配套改革。
政府作为企业海外投资的探路者
从对外角度看，政府在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事前探路、事中保护、事后擦屁股。先来看“探路”功能，在很多地方，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作用至为关键。
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先帮助某国制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先行”做法，全面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规划获批准之后，再以此为基础吸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目前，其中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开行累计发放贷款已经超过1600亿美元。此外，进出口行、中信保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要研究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就必须研究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这实际上还涉及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当中，企业部门的直接投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开发性金融、政府主导的对外援助，这三者之间如何进行协调、配合，共同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广义上中国国际发展政策涉及到的多个部门，比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外交部等，如何进行有效的协调，这也是一个问题。此外，如何在事前防范或有的风险，这也是官方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
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连续多年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已经在国际范围产生了影响。同时，中信保、国开行等机构也都有相应的评级体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也正在启动国际风险评估项目。
政府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保护、塑造环境
除了事前探路，公共部门还要为海外投资提供保护、塑造友好的投资环境。相匹配的军事力量、海外安保，这都是有形的保护措施。除此之外，也需要加强对国际投资规则的研究。在该领域，中国至少面临两大问题：
第一，过去中国对外商投资施加的管制、约束条件，现在也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问题。比如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国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汇回，而这也是中国曾经对外国FDI施加的管制。所以，中国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中，要动态的看待自己的利益，结合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趋势来推动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
第二，虽然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去全球化的迹象，但毕竟还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核心平台。而国际直接投资，该体系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全球范围的整体协调，甚至更加是一地鸡毛。
现在全世界有3000多项区域的、或者双边的投资协议，而且每个星期还在新增加3个双边协议，这些协议之间的兼容性也是大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作为新兴的资本输出国，中国有必要推动全球层面就国际投资规则达成共识，进而为形成普遍适用的国际投资规则创造条件。
这方面的一个进展，是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7国财政部共同核准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其中“指导原则”的英文表述是“Guiding Principles”，因此《“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是相关国家达成的共识，虽然并不具有强制力，但是也为进一步形成多边投资准则、乃至规则提供了基础。
政府在收拾残局中的善后角色
相比于事前的探路、事中的保护而言，事后的擦屁股则最为困难。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典型的情况中，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营业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国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贷款。
因此，如果借款国家的偿还能力出了问题，中国企业的损失实际上比较有限。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金融机构对借款国家的债务可能遭受违约。
因此，事后擦屁股的主要问题就变成了主权债务重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是巴黎俱乐部。这个机构成立于1956年，目前有20多个成员国，它们都是债权国。
可以说，巴黎俱乐部是一个债权人联合讨债、联合制定债务重组计划的机构。对于中国而言，研究巴黎俱乐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中国是否加入巴黎俱乐部？如果加入，在相关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和重组当中，中国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将有利于中国更好的维护自己作为债权国的利益。
但是另一方面，巴黎俱乐部成员国也需要遵守一些共同原则，比如，团结、基于共识、有限制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债务处治具有可比性，甚至包括必要的信息共享。针对其中某个原则的可行性，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所以这个问题仍在讨论当中。
尽管如此，关注巴黎俱乐部还有另一层意义：1956年以来，其主导了86个经济体、422次主权债务的重组，这对于今后中国在该领域的实践，也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目前，欧洲稳定机制（ESM）的经济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研究，并且获得了有价值的发现。Cheng, Diaz-Cassou, Erce这三位经济学家分析了巴黎俱乐部的历史数据，发现了主权国家债务重组的“三元悖论”。
具体地，在一国主权债务重组的过程中，对于以下目标——经济增长、BOP平衡、财政赤字——任何重组方案都无法同时实现这三者。对中国和其他债权国来说，这项研究的启示是：我们在提出主权债务重组的方案时，更多地是在上述三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与取舍。
中国企业怎样进行海外投资？以及投资的效果和影响如何进行评估？
这两个问题牵涉很多方面、通常也备受各界关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强调一些容易忽视的因素：
其一，关于中国企业怎样进行投资，我们需要研究清楚国际制裁的法律边界。比如，当前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实施SSI标准的制裁方案（和SDN的标准不同，SSI是相对较为宽松的制裁方案）。对此，我们就需要研究清楚制裁的边界，利用SSI标准的一些技术细节和政策空间，在俄罗斯开展经济和金融业务。
如果是这样，不但中俄能够实现双赢，而且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欧美的制裁反而会成为中国企业的机遇。反之，如果对制裁标准有误解，过宽和过紧的理解，要么导致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受牵连出问题，要么就导致中国企业在俄的经营活动受到不必要的阻碍。
其二，关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效果和影响评估，我们往往更多关注投资项目本身、企业本身是否赢利。实际上还有更多问题需要关注，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对当地有什么溢出影响？对于其他投资，是挤出效应占主导，还是挤入效应更显著？
再者，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长期来看对中国本土有什么影响？欧美国家积累多年的海外投资，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本国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流失。正是如此，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开始采取逆全球化的措施，希望将海外的本国企业吸引、唤回本土。
那么按照目前的势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否会对国内本土就业产生冲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OECD研究部正在与笔者所在的团队进行合作、共同推进研究。
一种思路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将会对国内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就业产生影响。不过，在上一篇我们已经提到，由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历史上的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不同，以“价值链的延伸”为特征。因此作为一种猜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内就业之间，可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
至此，五个问题我们都已经给出了，问题的描述未必全面，而且也没有给出确定性的回答。笔者需要强调的是，给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试图给出答案，而是给出理论研究去追赶现实的一些方向。
作者徐奇渊，为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来源：亚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