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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袭，患者与医生本是抗疫的共同体，本该同仇敌忾，矛头一致对“病”。可总有少数患者“仇”错对象，将矛头转向了能保护自身的医护人员。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在武汉某三甲医院内，一患者向急诊科索要口罩、温度计想带回家给家人用，遭到拒绝后追打护士，这一幕也被监控拍了下来。另有同医院医生反映，遇到有病人CT结果显示是“病毒性肺炎”后，故意在诊室脱下口罩对其猛咳。
无独有偶，《财经》昨日的报道也提到，荆州市某三甲医院有护士称，部分感染的病患心态非常差，“有人明知生病也不好好戴口罩，巴不得别人也跟着病，有人甚至强拉护士口罩对护士喷气。”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一医生也表达了同样的困惑：“有的患者会撕开你的面罩向你吐口水。他们说，‘没有药谁也别想好’。”
“挟病伤医”也是冻溺“为众人抱薪者”
救人者反被“咎”，这样的新闻，看得我五味杂陈，脑中回旋的都是那句：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溺于风雪。
眼下疫情凶猛，那些冲在抗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们，就是“抱薪者”。他们与病毒为敌，可有些人却动辄以他们为敌；他们本该被“用善回应善”的温情照拂，但有些人却“他们以善吻我，我以报之以恶”。这样的善因恶报倒挂，冲击的是人们朴素正义观的堤坝。
“保护医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每每有伤医案发生后，这句话常被提及。在疫情肆虐的当下，这体现得更明显：在疫情阻击战中，医生何止是与我们“同袍”，更是我们健康安全的庇护者，他们用医技与医疗资源为我们构筑了安全防线。如果没有他们，很多人在病毒侵袭下只能自求多福，任由疾病“点穴”，罕有抵御之策。
这次疫情扩散后，广大医护人员用迎着困难直上的“逆行”，托举起了人们的安全感。不论是主动上阵、写下“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华科协和医院骨科医生，还是17年前曾抗击“非典”、如今又写现代版“与夫书”请战的医生张旃，抑或是自愿上前线驰援湖北的多地医疗队，还有更多的普通医护人员，在此次抗疫中都付出了太多。
他们“典当”了过年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换取了高负荷高强度奋战一线的百般辛劳，还有“人传人”传播路径下的感染风险。在网上，此前还传出部分护士累趴在地、有医护人员崩溃大哭“我受不了”的视频。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与风险，却还可能被病患“挟病胁迫”乃至“恶意加害”，这无异于“抱薪者”非但被扼于风雪，还被推向雪上加霜的境地，能不心寒？
用病毒感染性威胁医生也该被依法追责
遗憾的是，疫情面前，挟病情以威胁、要挟医护人员的现象并非个例。之前网上就传一组聊天截图，河北石家庄一医生向朋友诉苦，指自己诊治一发热病人时给他送上口罩，病人却大吼“我生病了，你给我口罩有用吗”，并扯开医生口罩吐口水还扬言“我活不了，你们都别想活！”医生还自称事后已被隔离观察。这仍待确证。
而据南方周末报道，在武汉，因疫情防控和医疗系统压力倍增，供需矛盾一度增加。发热门诊排起了长队，部分医院的等候时间长达3-4小时，“有患者等得不耐烦，冲上前一把摘下医生的口罩，朝医生脸上吐唾沫，嚷嚷着 ‘你不让我活，那就让我们一起死’。”个别情绪不稳定的患者被确诊后出现绝望心态，撕扯医生的防护服，“凭什么你可以穿着防护服？要死一起死”。
针对这些情况，在疫情扩散导致医疗资源紧张、医患摩擦几率提高的背景下，增强对医护人员的倾向性保护很有必要。
可借鉴此前北大一院急诊科主任熊辉“在高风险科室配备心理工作者、志愿者”的建议，在矛盾多发的科室与区域增设能“事中介入”的第三方力量，在医患间形成缓冲带，减少摩擦或降低烈度。
非但如此，还设置对医患两方的心理援助通道，对双方进行心理疏导与减压。据了解，1月25日，武汉市社工联合会已发布通知招募专业社工，启动了这项服务。
在此之外，对于凭恃病毒感染性去威胁医生的病患，也要依法追责。
其中若有拒不执行传染病防控措施，乃至因抗拒隔离治疗而“报复”的，那就涉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若在隔离治疗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隔离，包括因此伤医的，可能会涉嫌构成妨害公务罪；若是明知已感染还向医护吐口水，那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对于这种变相的“伤医”恶行，该追责就别轻纵，该刑法伺候也不必法外开恩。
伤害为抗疫而贡献光和热的医生，就是间接地“为疫作伥”，也在害自己。而在当下，法律和舆论显然不能放过“挟病伤医”之恶，不能让“为众人抱薪者”被冻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