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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何香奕
2020年2月6日，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阶段湖北医护人员紧缺，9个市州向省级防控指挥部请求医护人员支援。与此同时，武汉各大医院纷纷向社会公开招聘医护人员。
从新闻里看到招聘信息后，在宁波一家民营医院工作的郑益欢瞒着家人，辞掉了月薪过万的工作，自驾12个小时从浙江前往武汉支援。
这个今年23岁的年轻人曾见证过武汉曾经的繁华与热闹。现在，整个城市被瘟疫攻占，他义无反顾投入到医护救助行动中。
以下是他的口述：
当护士是我小时候的理想，所以大学我读的是护理专业。毕业后，我在浙江宁波一家民营医院从事了两年护士工作，工资不错，每个月有1万多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很想去武汉支援，但是我所在的民营医院并没有支援武汉的资质。我在新闻里看到武汉紧缺医务人员，就去网上搜索是否有医院招聘。
有一天，我看到了武昌医院的招聘信息，立刻投递了简历。大概两天后，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问我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入职，我马上就答应了，也没有谈任何的工资待遇。我感觉这个时候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为武汉做点儿事。
第二天，我就向医院领导表明我想去支援武汉，但医院不同意。我态度坚决，“哪怕辞职也要去”。
朋友们知道我要辞职去武汉，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去，我也产生了一丝犹豫。但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后，我还是决定去武汉。最终做出决定的当晚，我和父母通了电话。
我父母在甘肃老家，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对我一向都比较宽松。但是，听说我要去武汉后，他们都不同意，认为武汉太危险。我告诉他们说：“不同意我也会去”。
最终父母还是同意了，他们知道说服不了我。之后，我就向医院提交了辞职申请。
当时通往武汉的交通都暂停了，我只能自己开车去。2月19日下午3点30分，我带上所有家当、医院开具的工作证明，还有护士资格证，装了必要的食物和饮料，直奔武汉。
路上马不停蹄，一直开了7、8个小时。晚上11点，我在一个服务区休息。服务区没有什么车辆，四周空空荡荡，安静得吓人。那天晚上，我心里闪过一丝后悔。
第二天继续出发。一路畅通。下高速时遇到检查人员。他们问我要去哪里，我回答说去支援武汉，拿出证件和证明给他们看，检查人员拍照留影后就放行了，还和我说了声“感谢”。那一刻，我心里感觉很温暖，对自己的选择更坚定。
2月20日，我终于开车进入武汉市区，空旷的马路，寥寥无几的路人，街道上偶然有车驶过，整个城市空空荡荡的，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与热闹。前几年我曾到武汉旅游过一两次，3、4月份武大的樱花刚开，每天这里的大街小巷都是人来人往。武汉的夜生活也很热闹，整个城市都是沸腾着的。可当我再次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却如此冷清。
面对眼前，我心里不免有些失落，但心里更想的是，要尽快参与到拯救这个城市的行动中去。
当天，我到武昌医院报到后，院方给我安排了住宿的地方，让我休整一晚后，第二天再上班。
2月21号早上，我来到医院上班。看到的景象是“白茫茫”一片，医护人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在病房中繁忙地工作着，医院所有科室收治的都是新冠肺炎病人。
经过简单的防护培训后，我进入隔离病房开始正式工作。工作的第1天，我穿着防护服感觉整个人很笨拙，工作起来很不方便，就连平时打针这样简单的工作都变得很困难。而且，厚厚的防护服密不透风，另外还要戴着口罩，总有一种缺氧的感觉。下班时脱掉防护服，我浑身上下都已湿透。
我每天轮班一次，一个班4个小时。最近医院要求我们强制休息，上5天必须休息两天。我们的工作除了常规治疗，还包括针对部分患者的心理疏导。有些病人因病情心情郁闷，心理悲观，常有不配合治疗的情况，需要我们耐心疏导。
大疫之下，病人和我们医护人员的关系非常和谐，患者经常向我们表示感谢，叮嘱我们注意个人安全。每次听到这些，我们都很欣慰。
我照顾的患者中有一位40多岁中年人，他对我尤其亲切，或许是因为我和他的儿子年岁差不多吧。其实，他儿子是一名警察，天天在一线执勤。他说他很担心儿子，工作不忙时，我常开导他。
后来，他顺利出院了，前几天还给我发消息说，我下这么大的决心辞职来武汉支援很不容易，他很感动也很感激。
现在我已适应了这里的工作节奏。下班回住地后，我会看看新闻、看看书。看到报道里说每天确诊的人数都在下降，我就会很兴奋，感觉胜利在望。
我没有想过疫情结束之后做什么，现在所有心思都放在工作中了。如今，医院新增确诊患者渐渐减少，出院的患者越来越多，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帮助了有需要的人，真正明白了书上写的“医者仁心”和“救死扶伤”的意义。
我只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武汉早日恢复原来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