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出逃后日本“人质司法”再遭质疑,外籍嫌犯将更难被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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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新年前夕逃至黎巴嫩,并指责日本司法体系不公正,使得长期被指责为“人质司法”(hostage justice)的日本刑事司法制度再度受到关注。

“我并非逃离审判,而是逃离不公正与政治迫害。”戈恩在2019年12月31日发布的声明中写道,“我人正在黎巴嫩,已不是有罪推定、无视我基本人权的日本司法制度的人质。”

仍处于保释期的戈恩究竟如何逃过出境管理离开日本仍然不为人知。路透社1日报道称,戈恩的出逃对于日本的司法体制是一场震动。

在日外国籍被告未来想获保释将更加困难

戈恩的律师团成员之一、日本律师弘中惇一郎2019年12月31日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等媒体采访时称,戈恩的出逃不可原谅、“是对日本司法制度的被背叛”。

黎巴嫩和日本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院教授科林•琼斯(Colin Jones)1日向路透社表示,这意味着戈恩已经成功逃离了日本的司法体系,这可能会扭转日本近年来准予更多保释的趋势。

“我认为,在日外国籍被告未来想获保释将更加困难。” 琼斯说。

依据日本法律,嫌疑人被逮捕后,司法体系应在他被证实有罪之前默认他的清白。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在起诉后、审判前,日本检方给予保释的情况很少,对于像戈恩一样坚称清白的嫌疑人,拒绝保释理由通常为担心被告出逃、篡改证据或试图影响证人。

原东京检察厅特搜部担任调查员、日本律师高井康之(Yasuyuki Takai)在接受NHK采访时表示,戈恩案(给日本司法体系)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是否可以继续对保释申请宽大处理的趋势。

他说:“律师和检察官需要迅速想出新的法律措施或制度,防止此类逃脱再次发生。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应该仔细考虑暂停这种宽大处理的趋势。”

日本“人质司法”再遭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新宪法前后,日本的刑事司法引入了美国的当事人主义。日本网(Nippon.com)2018年9月援引日本白鸥大学法学系教授村冈启一的话说,但由于职权主义思想以及传统等深层次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日本的刑事司法变成了一种“虚拟当事人主义”。

村冈举例称,在侦查阶段,办案人员为获得嫌疑人的主动招供,可在不允许辩护人监督的审讯室(密室)中进行审讯,法院也允许这样做。另外,在公审阶段,依赖于供词、以推定有罪为前提的审理行为,以及法官指挥诉讼的行为,都存在问题。

在日本,检方有权决定嫌疑人能否与律师见面,以及是否让律师参与检方审问嫌疑人的过程。否认指控罪名的嫌疑人通常会被长期拘留,并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受到严厉的讯问。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人质司法”。

据《日经新闻》此前介绍,通过长期限制人身自由迫使嫌疑人坦白的调查方法被称为“人质司法”。日本人权团体、律师与法律学者多年来一直批评日本刑事司法体系有罪率高达99.9%。他们认为检察官被赋予了太多权力,指责其依靠长期的拘留审问,过分依赖“认罪供词”。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3年一则报道称,日本社会对警察和司法体制抱有极高的期待值,认为他们从来不会犯错。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捕,将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公众和媒体通常会默认他们有罪。在部分案件中,一些认罪的嫌疑人随后被证实曾被逼供以及检方存在误判、错判情况。

据《纽约时报》2018年介绍,观察日本以往的案件,未经指控就被拘数周的企业高管里,戈恩并非首位。

在戈恩案中,他于2018年11月19日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逮捕,之后被日本检查机构指控犯有多项罪行。继两份保释请求被驳回后,直至2019年3月6日,戈恩在缴纳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00万元)巨额保证金后获得保释。

戈恩首次被捕后一直在接受调查。据《纽约时报》2018年12月19日报道,调查期间,戈恩被拘留在东京的一间监狱,每天都在接受检察官审问,其间不被允许让律师在场,且无法与任何家人联系。

首次获保释时,《日经亚洲评论》2019年3月7日分析称,戈恩案似乎动摇了日本的“人质正义”。戈恩在被监禁108天后被保释,国际社会针对日本“人质正义”的批评可能发挥了作用。

但同年4月4日,戈恩第四次被捕,同月25日缴纳5亿日元保证金后再度获得保释,他被禁止未经许可出国及与妻子见面等,只能待在日本东京的家中,不得与他人联系。

日本法院原定2020年4月开庭审理戈恩一案。《华尔街日报》称,若戈恩仍留在日本,其被控4项罪名让他面临最高15年的有期徒刑,并且被定罪几率接近100%。

据路透社2日消息,戈恩的一位律师1日表示,戈恩将于1月8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召开新闻发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