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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辉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在世界的一举一动都倍受全球的关注。如2017年5月中国承建的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正式通车，标志着一个在历史上饱受战乱与殖民主义之苦的国家——肯尼亚，第一次拥有了自己运营的新铁路。
而对中国而言，它不仅向全世界展现了其实现“一带一路”合作、开放、共赢理念的能力与决心，而且与冷战时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如今，整个非洲大陆小至日用品，大到公路、铁路、住房等民生工程的建设，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的印记。中国不仅为非洲提供了充分的人力物力，而且将中国式的城市化模型和经济模式搬到了非洲。毫无疑问，中国的出现正改变着非洲各国的发展格局与生活方式。
正当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同时，一些存在狭隘心理的西方媒体开始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甚至把中非友好合作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马歇尔计划”的翻版，甚至把中国援助非洲的做法看作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等等…… 其目的显然是挑战传统国际秩序及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为了拯救战后欧洲经济，密切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主义阵营抗衡，美国于1948年4月启动了一个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马歇尔计划”。
这一计划不仅将所有亲苏国家被排斥在外，而且美国还通过一系列援助的附加条件，迫使欧洲完全听命于美国，以此来发展自己。在当时西欧经济较弱的情况下，大多数受援国只能被动接受。在援助分配方面，“马歇尔计划”的实施附带着严格限制的多边分配。
在军事方面， 美国于1949年3月宣布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名为美国派遣军事力量协助欧洲防务，实为争夺主导欧洲事务的主动权。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显然也带有安全属性。
西方对中国援非的误解
由此以来，中国一直都被当作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意识形态象征物，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建设的误读及主观猜测的主要的原因是对“修昔底德陷阱”学说的无限信服与崇拜。
这项源于公元5世纪的一位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几乎被西方学术界视为“铁律”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要维护其既得利益，从而导致战争。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是新兴国家对守成大国构成威胁呢？还是守成大国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而威胁新兴国家？
正如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运行的一样，大多数国际关系学术概念、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也大都源于西方。这不仅使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也大大削弱了对其他区域的地缘态势的解释力。
因此，笔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高度偏“西”的学说并不能如实、准确地反映当今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实质，而正好相反，它恰恰表明了西方学术界的偏见与无知。世界需要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
中国与西方援非模式的差异
近十年来，非洲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型。从目前情况看，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缺乏有效的经济内生增长机制，以此来摆脱严重依赖出口资源和能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而中国在非洲经济转型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1. 西方援非模式
西方的援助无不携带着本国文化，以强制性的经验嵌入受援国的制度和知识之上，并强迫受援国接受。例如：美国农业援助项目规定，必须在当地通过全员民主投票选举的方式来决定受援助农户的数量。这种类似殖民的方式延续和强化文化霸权，严重影响了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化格局，使其社会文化方面仍受到原宗主国的影响和控制。以至于时至今日，非洲还有不少国家仍保留着显著的后殖民主义特征。
另一方面，宗主国在过去为了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通常不会充分地考虑殖民地自身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导致了非洲许多国家目前仍处于结构单一、严重失衡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迫使这些前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以后，在经济上仍旧对宗主国保持强烈的依赖心理。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依赖使不少西方国家一直把对非援助看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
可以肯定，在非洲的影响和控制力，企图继续获取非洲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是殖民时代的延续，在加强对非洲经济和文化渗透的同时，进一步扩大。
尽管西方的许多国家在非洲“苦心经营”了半个世纪之久，但他们所实行的改革和努力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生活在富有国家的世界精英们对贫困落后的非洲国情的了解几乎为零，数十年他们对非洲的经济援助都无法治愈非洲的“疾病”。以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西方仍保持着忽略非洲、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来看待非洲。正如2000年《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一篇封面文章《毫无希望的大陆》中所说，由于非洲社会制度落后，统治腐败，未来注定野蛮和发展不足。
2. 中国援非模式
1) 非强制性经验植入
中国在促进非洲大陆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发展援助上，中国没有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历史包袱。中国与西方的做法有着明显差异。中国是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考虑到源自不同文化和客观环境的经验不可避免会发生碰撞和交融，中国专家与受援国人员在互动中不断接受地方文化和知识的修改，避免了以“强制”的方式规范地植入体系化的政治或经济模式，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
然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官方从未公布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名单。在实际操作中，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到这一倡议中来。并不是事先经过严谨的设计后再推出的产物，是设计与实践相结合的动态产物。
正如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Lila Buckley在中国与赛内加尔农业合作调查中发现，中国援助的特征是根据受援国的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等诉求所创造的“聚合物”。
2) 无军事地缘战略意图
为了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海外利益，当然离不开军事力量的支持。正如《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明确指出, 中国在维护海外利益安全时，不划分势力范围，不搞军事同盟和军事扩张，始终致力于国际安全合作。例如：美国正大力加强亚太地区军事部署，显示出其“重返亚太”的强烈势头，而中国则采取了“西进战略”，即“避敌锋芒”的做法，这一战略的选择，笔者认为，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非对抗战略对冲”。
尽管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2017年5月25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没有军事和地缘战略意图，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清楚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其中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就是恐怖主义问题。
据澳大利亚2016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指出，三个“一带一路”非洲支点国家都深受恐怖主义的影响，其中埃及位列排行榜第9位，肯尼亚位列第19位。鉴于恐怖主义是中国与“一带一路”非洲支点国家开展合作的最大安全威胁，中国政府在2015年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向非洲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用于支持开展国际反恐合作以及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非洲沿线支点国家的区域反恐合作机制。
随着2017年8月1日中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在吉布提投入使用，吉布提的特殊战略位置将在中国的国际反恐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将意味着中国可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带一路”在安全上获得可靠的保证。
3) 关注技术援助与文化交融
除了经济方面的合作，人道主义援助也是中国援非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向非洲派遣了1.8万人次的医疗队，分布非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帮助当地完善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培训当地医务人员、为受援国引进中国传统医药技术。
2014年初，中国先后向埃博拉疫情较为严重的几内亚、利比亚和塞拉利昂三国提供了总价值约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此外，中国还向非洲派遣了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建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当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
就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中国也将计划投入100亿美元为非洲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区，并设立区域职业教育中心，为非洲培训职业技术人才以及资助来华技术培训等。此外，在2015年4月因阿拉伯国家联盟在也门对胡塞武装展开打击，中国海军动用了武装军舰，不仅完成了也门600名侨民的撤侨任务，同时还帮助了多个国家的侨民撤离。
从中无不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也再次表明中国援非的目的和立场是真诚的、无私的，而并非单纯的投资和贸易行为。相比之下，美国在中东拥有大量驻军，具有完备的撤侨能力。但在此期间，美国却没有制定过任何相关的撤侨计划及行动。
以西方大国经验解读中国援非政策是错误的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在西方主流社会的一些人更愿意以“西方大国经验”来解读中国援助非洲的真实动机，其目的是为了自然资源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David Dollar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都是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对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是重要战略性资源早已经被西方大国抢占先机，留给中国的多是利润少、条件艰苦或是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中国在面对复杂地缘政治势力角逐的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西方国家同行和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也曾说过，中非合作项目基本上都是薄本微利，但它也不是无偿援助，而是一种市场导向的互利合作。一些有良知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愿意公开承认中国在推动非洲崛起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在帮助非洲消除绝对贫困和饥饿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今，通过征服与扩张等“暴力外交”方式已不再被世人所推崇与接受。取而代之的是以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方式来突破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相互孤立的隔绝状态，以及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彻底摒弃了殖民主义、冷战思维等一系列旧框架，将非洲视作平等伙伴对待，并以务实的发展理念与手段促进中非双方长期的发展和繁荣，其内涵和意义都远远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所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中国积极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发展经验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以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平等友好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并不在于它的国家是否强大，而是在于它奉行的对外政策。中国历来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谓“国强必霸”的逻辑既有悖于中国的历史，也有违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正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国策。这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国家将中国援非政策看作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谬论。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我们必须不断反思、集思广益，以便制定出更好的决策，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也是“一带一路”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此外，中国学者也应当努力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话语体系，破除西方文化霸权，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对西方的谬论给予有理有节地批驳和纠正。
（来源：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