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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所要追求的目標是什麼？首先需要澄清一個認識上的混淆之處，即把貨幣國際化的目標與貨幣國際化的指標區別開來。貨幣國際化的具體指標有很多，比如主要貨幣在全球央行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在全球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額中的占比、在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中的比重等等，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主要貨幣的國際使用程度。但是這些都只是衡量貨幣國際化使用程度的技術手段，並不是政府推進貨幣國際化所要追求的目標。只有認識這一點，才不至於陷入為國際化而國際化的實踐誤區。
假定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政府主導並推動的，那麼其成功與否並非看其國際化程度的高低，而是看能否通過貨幣國際化達成所設定的戰略目標。說到底，對中國政府而言，貨幣國際化只是追求戰略目標的工具，而不是目標本身。筆者認為，“成功的貨幣國際化應該是指一國通過貨幣國際化能將國際金融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的範圍內，並在些基礎上促進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本國帶來戰略利益。因此目標的設定是人民幣國際化頂層設計的核心，它將直接決定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方式和路徑。
筆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有最低與最高之分。
人民幣國際化的最低目標或底線是説明中國擺脫發展中國家的“原罪。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經濟活動時的一個與生俱來的缺陷是本國在國際貿易和對外籌資時必須用美元等國際貨幣而不是用本幣計價，因此，參與全球化過程中本國經濟經常遭受國際匯率大幅度波動的傷害。比如1997年7月初泰國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因美元升值和資本外流而崩潰，泰銖匯率從之前25單位兌一美元貶值到52泰銖兌一美元。泰國商業銀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從國際市場借入美元短期資金，兌換成泰銖後以較長期限貸給製造業和房地產投資項目，泰銖危機後眾多商業銀行因期限與貨幣的雙重錯配而陷入破產。以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期不同，本世紀前10年美元出現持續貶值，中國借人民幣釘住美元從而一同貶值的競爭優勢贏得了出口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難以倖免的是大規模積累的美元儲備資產遭遇了重大的購買力損失。據國內第一財經研究院的報告（2011），美元針對16種大宗商品的購買力2000年至2011年8月貶值了75.6%。東南亞國家危機後大量積攢外匯儲備作“自我保險，卻也受到了美元貶值的購買力損失。弱小國家的貨幣不可能成為國際貨幣，這些國家的利益需要通過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來維護。相比較，中國已是全球第二的經濟大國，完全有可能通過人民幣國際化擺脫國際匯率波動和美元不穩定的傷害。
筆者認為，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最低目標就是通過國際大宗商品貿易和國際金融交易的人民幣計價和結算，使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可以一勞永逸地擺脫絕大部分匯率波動的風險，贏得參與國際競爭的貨幣優勢。
在大宗商品計價方面美國和日本分別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案例。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通過黃金為其內在價值提供支援，其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能得到了世界的認可，但是有限的黃金儲備，以及35美元兌一盎司黃金的固定比價關係使美元供給和美元交易網路的拓展受到了限制。1971年8月15日尼克森政府關閉了黃金兌換視窗，實現了向純粹信用支撐的美元本位制的轉換。美元本位制取得巨大成功，美元儲備在全球央行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則從1969年的54.4%上升到1977年有史以來最高點79.2%。
美國的成功經驗在於美元對石油這種戰略資源的“標而不盯。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和沙烏地阿拉伯簽訂了一系列秘密協議，協定要求沙特繼續將美元作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價貨幣。此後，美元與石油“掛鉤成為既定事實，任何進行石油交易的國家都必須持有把美元儲備。
筆者在分析日元國際化不成功原因時，探索了1976年《牙麥加協定》廢除了黃金的貨幣職能後國際貨幣價值尺度的新內涵。筆者認為，國際貨幣必須執行的第一職能是“價值尺度，這在金本位制下比較容易解決，英鎊與美元的價值尺度隸屬于黃金的價值屬性。在黃金非貨幣化後，美國通過推行石油的美元計價制度，奠定了美元用於石油交易的使用價值，進而擴大了美元的交易網路，鞏固和強化了美元的霸權地位。
美國的這一策略可以稱為“標而不盯。石油不像黃金那樣作為美元價值的基準，而是美元成為石油的計價標準。美元不受石油價值束縛，而是影響或左右石油價格。因此當美聯儲需要印製更多美元投入國際市場時，美元貶值導致石油漲價，從而形成了美元“供給自動創新需求的機制。美元投放的越多，石油進口國必須積累更多美元儲備以應付進口石油之需。因此石油的美元計價制度是美元霸權地位的第一大支柱。
相比較，在國際浮動匯率制度下的日元國際化是通過不斷升值獲得價值效應而消耗國力的過程。從其結果看，日元淪為投機型國際貨幣，至今沒有一個國家的貨幣與日元掛鉤。1973年開啟浮動匯率時代以來，就價格或匯率的穩定性而言，順序依次為黃金、石油、英鎊、美元和日元。日元匯率波動最具“戲劇性，從一開始就喪失了作為國際貨幣的價值尺度功能。日元國際化是靠升值和銀行對交易夥伴企業提供優惠貸款來推進的。前者讓投機者獲利，並使本國製造業空心化；後者則削弱銀行的盈利能力。我們的實證分析也證明：美元波動相對獨立，體現“標而不盯；日元波動極不規則，大起大落，毫無價值尺度功能，淪為國際投機的融資貨幣。
事實上，日本曾有機會推進大宗商品的日元計價。HuwMchay曾指出，“在使用日元為主要大宗商品計價的問題上，日本顯得膽子太小，特別在基準價格是通過談判方式產生而不是交易所進行買賣時產生的場合。1985年在澳大利亞鐵礦石出口中有82%被運往日本和亞洲其他地區。如果日本各個利益集團都把日元國際化作為追求目標，那麼日本鋼廠一定會被要求在鐵礦石和冶金煤合同談判中使用日元進行定價。當然新貨幣在國際大宗商品貿易中計價的運用需要建立在雙向貿易基礎上。因為，境外公司只有同時擁有以交易夥伴國貨幣計價的收入和支出，他們才有動力用這種貨幣進行貿易結算。
總結美國和日本在主權貨幣國際化經驗，可以得到以下啟示：1、黃金非貨幣化後大宗商品的計價有助於提升主權貨幣的國際使用價值，進而促進網路效應的擴張。2、大宗商品和海外金融產品計價的推進需要一國所有相關部門齊心協力，因此需要最高決策層戰略規劃和部署，包括簽定必要的雙邊貨幣合作協定，把握時機大膽推進。3、人民幣國際化推進過程中需要盡可能長時期維持國際投資者的升值預期，而不是讓他們的預期很快“自我實現；因此貨幣當局頂著外部壓力，避免人民幣快速升值或大幅度貶值都是必要的。4、中國對外貿易體系需要從依賴產業鏈的重直分工體系向互通有無的水準貿易（雙向貿易）體系轉換。（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潘英麗 為英國《FINANCIAL TIMES》中文網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