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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实
今天是中韩建交25周年纪念日。
中韩关系在2016年下半年以后迅速转冷。
从朴槿惠不顾中国一再警告，一意孤行地推进在韩国布署“萨德”系统开始，韩国进入多事之秋，此后朴槿惠因为“闺蜜干政”丑闻下台，韩国原执政党大国家党也随之分裂。在动荡的政局中，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当选为韩国新总统。
文在寅曾多次向中国释放希望改善中韩关系的所谓“善意”。然而在2017年7月29日，文在寅违背了通过国会批准等法律程序来决定布署“萨德”系统的竞选承诺，下令追加布署剩余4辆“萨德”发射车。所谓“善意”也就显得荒诞不经了。
韩国朝野并未深刻认识到布署“萨德”系统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包括文在寅总统在内的韩国政界，大概以为后果仅仅是“中国不高兴”——乐天百货受抵制、韩国游遇冷、“韩流”文化消退可能都是暂时的，等到过几天中国心情好了，中韩关系还会再度升温，中韩经贸往来还会蒸蒸日上。
不得不说，这是韩国政界极度短视的战略误判，而他们必将为这种误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韩关系的质变将从经济层面深刻影响韩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简要地回顾一下中韩关系发展史，金大中、卢武铉这两位韩国总统思想比较进步，在其执政的1998-2008年间大大促进了中韩关系的发展。继任的李明博总统明显亲美，但中韩经贸合作在其任期内仍有较大发展。2013年朴槿惠接替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此后中韩之间的政治交往和经贸合作一度升温。
在经济层面，中国希望通过《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中韩经济合作，用拉动韩国GDP增长的“实惠”稳固两国关系。在政治层面，两国领导人的互动频繁，朴槿惠甚至成为中国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的贵宾。
然而，韩国布署“萨德”系统扭转了中韩关系发展的趋势。
中国曾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发出警告，布署“萨德”系统将使中韩关系发展的成果前功尽弃，但朴槿惠不顾中国强烈反对、一意孤行。这意味着，韩国在重大战略决策上完全倒向美国，根本不在乎中国的战略利益。
这是一次政治意义非常明显的“站队”，韩国既然选择了站在美国那边，就必须承担这种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从今往后，中国彻底放弃“以实惠换交情”的幻想，不再将韩国视为可以争取的战略盟友。中国不仅难以在政治上信任韩国，而且也不会再以官方努力促进中韩经贸合作，这必然对韩国经济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韩国的GDP虽然在世界上排名第13左右，但韩国从自然禀赋来说只能算是小国。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大国不同。
这首先表现在韩国不可能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凭借丰富的自然禀赋，能够建立门类高度健全的工业体系，历史上苏联也曾做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有“中美俄大三角”这样的说法。而韩国领土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比浙江省还略小一点。
小国凭藉有限的资源禀赋不可能建立门类高度健全的工业体系，而只可能在世界工业体系的分工中抢占某几个产业的制高点。历史上，韩国经济得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得益于造船、海运、汽车、电子、化工等几大支柱产业的崛起。
其次是韩国的对外依存度必然会极高。韩国人口只有5200万左右，其国内市场规模远不足以消化工业产能，因此，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是韩国的必然选择。韩国2014年的外贸依存度高达82.6%，而同期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0.5%。极高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韩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对于韩国的重要性远高于韩国对中国的重要性，这是经济体量在客观上决定的。2015年中韩贸易额为2758.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GDP的2.49%，而占韩国当年GDP的19.9%。
这两点是韩国这样的小国很难克服掉的“毛病”，韩国经济其实很脆弱，但即便如此，韩国还是一意孤行，走向了中国的对立面。
此后，中国对韩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也就意味着两国经贸关系格局出现质变——由合作走向竞争。
按照中国原先对于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中国和韩国可以在经贸联盟的框架下进行适当分工，通过密切合作共同获利。韩国的政治站队将促使中国转身，而这意味着两国经贸关系将转向长期竞争。
与体量巨大的中国竞争，韩国真没有胜算。
单纯从自然禀赋来说，中国就比韩国高出一个数量级，人口也比韩国高一个数量级，这就给了中国经济更大的发展机会：
一是中国拥有体量巨大的国内市场，光靠内需就能为本土企业提供很大的成长空间。从腾讯2016年全年业绩来看，来自网络游戏与社交网络的服务收入高达1078.1亿元，占总收入71％，同比增长34%。其中社交网络收入为369.66亿元，同比增长54%。而韩国企业绝无可能依靠内需获得这样的成长空间。
二是中国能够建成门类高度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强大的工业体系对造船、海运、汽车、电子、化工等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构成全方位的竞争。这种趋势不是将要出现，而是已经出现了。2015年，中韩贸易额2758.2亿美元，同比减少5.1%。其中，中国对韩出口1013.0亿美元，同比增加0.9%；自韩进口1745.2亿美元，同比减少8.3%。
值得注意的是，中韩贸易额下降早于“萨德”系统的布署，并不能单纯解释为政治原因，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产业升级带来了明显的进口替代效应，中国对韩国高端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开始下降。近年来，中国的产业升级使得中韩经贸关系由量变产生了质变。
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产业结构领先于中国，两国经贸关系主要是上下游分工关系。当时中国向韩国出口大量初级产品，并从韩国进口大量精炼油、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与此同时，韩国将服装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国，这一时期在大连等沿海地区落户的韩国企业很多都是这种性质。但在当下，中国高端制造产业已经崛起，从而对韩国构成明显的进口替代效应。
电子产业是进口替代效应非常明显的领域。中国的液晶面板曾长期依赖进口，国际面板巨头长期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一度曾联合抬价，中国消费者被迫买单。国家发改委曾在2013年对三星等液晶面板巨头开出垄断罚单，称其价格垄断严重损害了中国消费者的权益。
京东方等中国面板企业的崛起使得中国液晶面板的进口额持续下降。2016年中国液晶面板进口额为318.49亿美元，与2012年相比，大跌了36.69%，进口额已经跌回到十年前的水平。作为极少几个掌握AMOLED技术的企业之一，京东方必然成为三星在下一代面板领域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虽然韩国在电子产业中仍然占据一定优势，但是中国推动电子产业升级的力度前所未有：规模近1400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已经完成了对紫光集团等优质企业的数笔投资，国家开发银行也参与了进来；各集成电路产业聚集的省市亦纷纷成立地方集成电路基金，整个产业正迎来规模空前的密集投资期，韩国企业未来面临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三星在中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一路下跌。2017年第一季度，国内手机保有率最高的品牌依次为苹果（18.6%）、华为（13.4%）、OPPO（12.6%）、vivo（11.3%）和小米（8.0%），而三星手机仅为5.4%。在中国电子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韩国对中国的电子产品出口很难维持增长。
韩国车企在中国市场的前景也很不乐观，面临中国本土车企的巨大挑战。中国是全球市场容量最大的汽车市场，市场容量增长速度相当可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2017年我国汽车市场增速为5%，销量将达到2940万辆。
然而在这种背景下，韩系车竟然出现了销量的断崖式下跌——2017年5月，现代集团旗下的现代和起亚两个品牌在华销量为5.2万辆，同比骤减65.1%之多。韩系车遇冷与中国本土汽车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有关。2016年中国本土汽车企业的销量排名前5名依次为哈弗（93.80万辆）、长安（79.15万辆）、吉利（76.12万辆）、宝骏（76.06万辆）、比亚迪（47.87万辆），风头已经完全盖过韩国现代集团。
由于世界经济大环境不甚乐观，与外贸密切相关的造船业和海运业近年都不景气，而它们恰恰是韩国的支柱产业。先说造船业，中国是韩国最有力的竞争对手。2016年，在全世界船只订单较去年同期暴跌70%的行业严冬中，中国造船业逆势扩张，甩掉韩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再说海运业，2017年第一季度，中远海运集团航运板块、物流板块以及金融板块的5家上市公司均实现盈利，其中4家获得正增长。
对比一下2015年中国和韩国的出口结构就会发现，中韩两国在机电产品、汽车等高端制造业门类上具有相当大的重合性，这预示着中国和韩国的产业竞争无可避免。中国政府在产业升级上是舍得下血本的，这正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国务院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对象。一旦这些产业走向成熟，不仅会通过进口替代将韩国企业挤出中国市场，还会进而与韩国企业争夺全球市场，这对于外贸依存度极高的韩国是非常不利的。
考虑到中国产业升级对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构成的长期影响，韩国很难出现高速经济增长。而事实上，韩国最近5年已经陷入不稳定的低速经济增长（2011年为3.7%，2016年为2.8%）。中国的转身只会使韩国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经济长期低迷意味着社会上升空间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再到后来，“伪中产”的小资产阶级纷纷跌落到无产阶级群体之中，财阀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激化——这正是日本1991年经济泡沫破裂之后走过的道路，也很可能是韩国即将走上的道路。
韩国与日本的上层建筑高度相似，都是政治门阀与大财阀的结合，而这种阻断社会阶层流动的上层建筑必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来源：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