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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香港警方成功拆除一枚迄今為止在港發現的最大型二戰遺留炸彈。炸彈重達900多公斤，且位於市中心人口稠密、交通繁忙處，拆除過程可謂驚心動魄。
此次巨型炸彈的發現再次將城市記憶拉回到60多年前那個戰火紛飛、硝煙瀰漫的年代。人們亦不禁猜測，究竟二戰時，侵華日軍和盟軍的猛烈交火，究竟給香港帶來多少創傷，香港的海底和地下還有多少“隱形危機？亞太日報特邀約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著名收藏家鄭寶鴻于近日走訪了此次炸彈發現地點的周邊區域，探尋隱藏在繁華都市裡的歷史遺跡。
其實，在香港發現炸彈並不新鮮。2006年4月，有建築工人在九龍長沙灣發現588枚戰時遺留的手榴彈、迫擊炮彈等；2008年，又有人在現時添馬艦新政府總部及附近發現兩枚二戰時的日軍和英軍遺留炸彈，需進行引爆。
鄭寶鴻介紹說，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從1942年開始對香港、九龍實施轟炸，最猛烈的轟炸始於1944年末。盟軍當時轟炸了位於紅磡的黃埔船塢，導致當時紅磡區三分之二的樓宇坍塌。其中一間學校的學生就被炸死了200餘人，其他市民的傷亡更是不計其數。
至於此次發現的巨型炸彈，鄭寶鴻表示由於當年的轟炸過於密集，很難判斷具體的丟落時間。
鄭寶鴻告訴記者，由於是軍事重地，灣仔區成為了盟軍戰機轟炸的重要地點。“現在的司徒拔道、東山臺，甚至到黃泥涌峽道，都是重點轟炸地區。日軍想一直佔領灣仔區，但礙於英軍的嚴守，未能成功，只好由北角、筲箕灣、西環等地上岸佔領香港島。
他說，1945年1月21日，盟軍轟炸了現在位於金鐘的海軍船塢。但由於飛機飛過了指定位置，炸彈被丟落到了如今的修頓球場處，造成了一千人左右的死亡。同年4月2日，盟軍轟炸東區避風塘，也就是現在維多利亞公園的所在，目標炸毀日軍駐扎在避風塘的軍營。同樣由於炸彈拋落位置不準確，炸毀了聖保羅醫院，造成兩百人左右的傷亡，其中包括病人、孤兒和醫務人員。鄭寶鴻猜測，這次發現的炸彈不排除是這些次的誤投導致。
鄭寶鴻估計，在日軍佔領的三年間，有數以千記的炸彈被丟落在香港的土地上。他說，據久居香港的長輩回憶，戰時的香港常同一時間被空頭數枚炸彈。雖然目標是軍事設施，但由於香港面積小，戰機的航道稍有差池，或是飛行時間差一兩秒，投擲的位置便已不同，故此在戰爭期間經常發生誤炸事件，有的炸彈甚至被丟在了中環街市門口，文武廟旁邊。
他說，在日軍統治香港時，新聞封閉，市民亦不敢上街，留下的信息多為管中窺豹，並無正確統計。當年的情況究竟如何，投落了多少炸彈，又有多少落地而未炸如今難以估計。
據鄭寶鴻介紹，自20世紀初起，日本人便開始在港島灣仔區居住。當時的中國人一般比較喜歡居住在中環和西區，而灣仔一帶就漸漸成為了日本人的聚居區。
譬如現時灣仔道187號的景星大廈，當年是一家名叫“馬島醫院的日本醫院，專門診治一些日本病人。1941年10月，日本人佔領新界和九龍，當時的英國政府決定將醫院沒收作為敵產，而戰後就改成了景星大廈。
圖為2月11日，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著名收藏家鄭寶鴻在灣仔道景星大廈（前日本馬島醫院）前為記者講解。亞太日報記者林月攝
圖為位於灣仔道187號的景星大廈，該處曾為專門為日本人診治的馬島醫院。亞太日報記者林月攝
據史料記載，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展開大規模的侵華行動。1941年12月初，日軍於夏威夷發動珍珠港突襲事件後，趁機從深圳進攻香港，新界、九龍及港島區相繼失守。
港島中上環及灣仔臨海一帶，當中以灣仔的戰略地位尤為重要。鄭寶鴻說，日軍在佔領港島區時，經跑馬地黃泥涌峽道下行可通往灣仔區，上行可通往中環。因此灣仔及跑馬地一帶不但成為英軍及日軍交戰的場地，在香港淪陷期間，更是太平洋戰區的重要戰場，不論是城區或是山邊均為侵華日軍與盟軍交火地點，飽受戰火的洗禮。
在日軍佔領下，當時中國人的生活境況淒慘，可謂民不聊生。1941年12月25日，當時的香港總督楊慕琦宣佈投降，日軍隨即在香港進行大規模破壞和日本化，在香港濫殺無辜，強迫市民使用日文，嚴禁使用英文，更驅逐市民返回內地的老家。據了解，到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0多萬人銳減至約60萬人。
圖為曾被成為“小東京的灣仔地區。圖中舊樓為19世紀建築，鄭寶鴻在為記者講解當年歷史。亞太日報記者林月攝
灣仔地區由現在的大發口、軍器廠街一直到和昌大廈的地段，舊時曾被稱作“小東京，地面的店鋪全部都是日本式的食肆和商店。
鄭寶鴻說，這樣因為日軍佔領色彩的街道或者建築物改名在當時的香港並不鮮見。比如皇后大道就曾被更名為“明治通，灣仔的幹道莊士敦道亦被稱作“八幡通。而此次巨型炸彈的發現地皇后大道東在當年就被成為“東明治通。這樣的更名在中西區更為常見，著名建築匯豐銀行大樓在佔領期間變被更用作“香港佔領總督部。
據鄭寶鴻介紹，日本人在統治香港的時候，將灣仔駱克道的很大一部分居民趕走，勒令其遷居內地，把騰出來的地方給一些被稱為“花姑娘的娼妓，供日本官兵來此享樂。因此，駱克道得名“日本人最樂街。
駱克道歷史圖片。
鄭寶鴻說，在過去２０多年，他通過對明信片、舊照片和報紙等歷史文獻及資料追尋香港歷史真相，對歷史有深刻的體會。他希望香港這座快節奏的都市能做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日新月異的發展同時，反省過去，以史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