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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sie Glausiusz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好战的沙文主义情绪在英国国内发酵，这时，来自妇女劳工联盟（Women’s Labour League）的诗人多萝西·霍林斯（Dorothea Hollins）提议说组建一支非武装的“妇女和平远征军”，穿越欧洲的枪林弹雨，到战壕里去调停交战双方。
霍林斯的宏伟计划并未实现，但也没有就此凭空消失。这个想法，在一个“激进主义”的世纪里得到了发展，这种激进主义大体可以认为是扎根于母性关怀的；又或者，是扎根于——她的同伴、和平运动人士海伦娜·斯旺尼克（Helena Swanwick）所说的战争带来的恐惧：“女人死去、或看着她们的孩子死去，而毫无光荣可言，只有难以言喻的惨状与耻辱。”
1915年，世界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创始人Chrystal Macmillan（右）与同伴们在挪威奥斯陆
斯旺尼克参与创办了世界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该组织致力于消灭任何可能引发战争的因素。她所希望的是，“未来的世界将不再有哪怕一个士兵”。许多激进主义者相信，一旦女性掌权，她们将不会再挑起战争。但这个说法到底有多可靠？当女性成为领导人后，或者当她们的国会议员人数比例上升后，暴力冲突的概率就会随之变化吗？女性将如何干预战争呢？
要是你大声问出这个问题，不一会儿就会有人给出答案：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前英国首相发动了马岛战争，并借此在1983年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撒切尔并非唯一一个因好战而闻名的女性领导人。想想布迪卡（Boudicca）吧，这位东英格兰爱西尼人（the Iceni）的女王，带领军队对抗罗马人；还有印度的章西女王（Lakshmi Bai），1857至1858年间发动兵变抗击英国殖民者；甚至是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她带领英国妇女参政论者展开一系列激进运动，包括绝食抗议、纵火以及打砸商店橱窗等，且到了1914年，她成为英国参战的狂热支持者。
但这些例子都像是闲谈，因为纵观人类历史，女性领导人少得可怜。根据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力与伦理学教授Katherine W Phillips的统计数据，从1950年到2004年间，在188个国家里只有48个国家有过女性领导人，总数占这段时间各国领导人人数的不到百分之四。其中有18个国家元首与30个首相/总理。厄瓜多尔和马达加斯加虽有过女性领导人，但她们都只掌权区区两天时间就被男性取而代之了。
考虑到这小得微不足道的样本量，追问“倘若女性掌权，那较之于男性，战争发生的概率是会更高还是更低”这样的问题还说得通吗？医学人类学家Catherine Panter-Brick在耶鲁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MacMill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负责冲突、适应性与健康计划，针对上述提问，她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对我说：“这会造成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还设想政治领导能力并不复杂。”她所针对的大概是斯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这样的学者。平克在出版于2011年的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研究了历史上的暴力，他写道：“女性曾是，也将会是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分校的政治学教授Mary Caprioli则表示，这类设想并非总是扎根于现实的。对此，康涅狄格大学的Mark A Boyer则列举了在20世纪由四位女性领导人所挑起的十场军事危机，其中有七次是由1969年到1974年间掌权的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引发的。她们称，如果要评判女性领导人在军事危机中的行为，研究者需要更大的，而且是“历史所无法提供的”参考样本。
芝加哥大学教授Oeindrila Dube和纽约大学的学者S. P. Harish研究了欧洲历史上的国王和女王们，时间跨度长达四个世纪。在他们尚未出版的论文中，两位学者研究了1480年到1913年间18个欧洲国家或政权的193位最高统治者，并发现，女王们之下的国家或政权参与到战争中的概率，要比国王们治下的国家高出27%。未婚女王们更有可能遭遇战争，大概是因为她们和她们的国家被认为是脆弱的。
根据Caprioli的研究，对可能展现出脆弱一面的担忧也影响着现代的女性领导人，这或多或少导致她们过度关心安全与国防议题。她注意到，撒切尔、梅厄以及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这样的女性领导人，她们模仿男性，被认为是既非男性亦非女性的“中性人”，身为政治领导人的她们也更容易获得成功。她们也必须对付来自男性政敌的刻板印象，例如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就说过，1971年印巴战争时，他对英迪拉·甘地的回击本应该不那么激烈，如果印度当时的领导人是男性的话——“如果她（英迪拉·甘地）认为她能击倒我的话，我也拒绝接受这种说法。”
通过研究1474年至1504年间伊莎贝拉一世和费迪南德五世共同治下的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Dube和Harish发现，女性一旦和配偶共同掌权，则将变得更富侵略性。值得注意的例外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她在1762年暗杀了丈夫彼得三世，成为了俄国沙皇，她的军事行动扩大了沙俄的版图，包括克里米亚和波兰大部，为这个国家新增了5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女性若想成为领导人，常常始于政治参与：地区或国家议会的竞选、领导政治运动、组织女性竞选公职。2017年，全世界女性参与到国会中的平均比例也就区区23.3%，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6.5%。这一增长意义重大：Caprioli的研究数据显示，女性在议会中占比每提高5%，则该地区或国家应对国际危机时采用武力的概率就会减少五倍（大概因为女性更倾向于使用“集体的或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当女性被请到谈判桌前时，国与国之间也更容易在冲突之后达成长时间的和平。尽管女性参与到和平谈判的人数微乎其微（一项联合国的研究发现只有2.4%的调停人员和9%的谈判人员是女性，且只占31项和平谈判的4%），但女性的参与却能带来意义深远的改变。和平得以长时间持续下去——美国非营利组织Inclusive Security分析了1989至2011年间所签署的182项和平协议，发现当女性作为谈判者、调停人或签约人参与和平谈判的话，所达成的和平状态中，长达15年以上的概率要高35%。
女性作为调停人或谈判者得以成功的原因在于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阴柔”和“母性”特质。在北爱尔兰、索马里和南非，女性参与到和平运动之中，通过促进多方会谈而赢得了大量赞誉。她们也常被视作诚实的中介人，显得更加可靠又不那么有威胁，因为她们多在权力体制外游走与活动。但尽管女性呈现出温柔亲近的特质，但她们的行动却又与这些特质相反。2003年，利比里亚和平运动人士古博韦（Leymah Gbowee）领导一个穆斯林与基督徒女性的联合团体，通过示威、祷告和绝食等方式推动长达14年的血腥的内战走向终结。古博韦作为“和平斗士”荣获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
像斗士、武器和革命这样的概念常被那些致力于和平运动的团体所用，而根据联合国的说法，在这之中女性依然是被“不成比例地高度地代表着”。在以色列，妇女促进和平运动（Women Wage Peace）组织了抗议活动，敦促政府达成可行的和平协议。在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将母性“革命化”，她们抗议1977至1983年阿根廷“肮脏战争”期间自己孩子的失踪或死亡，也由此将母性从被动的角色转变为一种公共力量。
1982年12月12日，格林汉康芒妇女和平营的3万名成员牵手组成6英里人墙阻止美军在当地的基地部署导弹
“武装”女性的阴柔这样的传统概念则是英国格林汉康芒（Greenham Common）妇女和平营长达十年来的主张。妇女和平营始于1981年，在当时，为抗议96枚“战斧”巡航导弹运抵伯克郡美国空军基地，女性们包围了基地，剪断围栏，穿着泰迪熊的衣服爬上栅栏，在铁丝网上钉满婴儿服装、瓶子、橡皮咬环、纸尿布和家庭合影。她们的行为的激进程度最多也就和撒切尔发动的马岛战争差不多，但她却称她们是“古怪的”并驱散这些人。
似乎不管女性是致力于和平还是战争，都必须还要和认为她们是被动的、软弱的且特殊的这样一种偏见对抗。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并且从伊莎贝拉一世和费迪南德五世的例子来看，她们可能是残酷无情的——这对国王夫妇不仅带领西班牙在1492年征服了格拉纳达的伊斯兰王国，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还折磨那些留下来的人们，并强迫他们改信基督教，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会将对方活活烧死。
女性也不一定就像她们各自过往的经历所示般追求和平。昂山素季，缅甸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1991年凭借其“为了民主与人权的非暴力抵抗”而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由于缅甸军方针对缅北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昂山素季招致各方谴责声讨。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说法，自2017年8月25日以来，已有超过40万罗兴亚人越过国界线逃到了孟加拉国。
一如Caprioli强调的：“面对暴力、挑衅和国际政治危机时，女性领导人事实上是相当有魄力的。”但她们也有可能为了和平而变得极富野心。实际上，认为女性天生就是温和的是一种成见。就像斯旺尼克在《女性运动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 , 1913）所写的：“我拒绝所有针对今天女性主义者的不切实际的论断……即认定男性必然是野蛮好斗的，而女性则是被教养驯化的，是有教养的。不管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人类历史上，都找不到这种论断的根据。”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