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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近日，“钱学森科技大学”正在筹建的消息，赚足了舆论眼球——这“别致”的命名，在国内实在是太少见了。
所以，用钱老命名的“钱学森科技大学”真的要来了吗？
恐怕光命名获批这环节，就得“打回重改”——以人名命名大学，要承受的可不只是“建高水平大学不必傍名人”的舆论指责，还有不合规之嫌。
“钱学森科技大学”命名大概率通不过
湖南浏阳要建“钱学森科技大学”，最早是《湖南省推进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中提出的。文件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工程”部分提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支持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推进在浏阳市筹建钱学森科技大学(暂命名)。
地方筹建新的大学，没毛病，很正常。这也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缩影，数据最有说服力——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其中本科院校1265所，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说到这，那句结论呼之欲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
但很多地方可能会认为高校“多乎哉？不多也”，各地新建高等学校的热情依旧高涨。
与以往办新的大学主要为增加高等教育资源不同，现在地方层面新建大学，都希望“高起点”“高水平”。尤其是有些欠发达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高起点”新建大学也契合公众的期待。
因此，作为县级市的浏阳，要筹建一所以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命名的科技大学，引起舆论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现在看，取这么个高大上的校名，“傍”上科学大家，跟学校办学能否“高起点”还得两说。
从现实效果看，这所大学是“成也这名字，败也这名字”，“成”是指成功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学校还没建成名气先打响了；败也是指，这校名十有八九通不过主管部门的审批。
“钱学森科技大学”命名能不能得到钱老家人同意，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就算家人同意了，也未必能过关，因为更大的难题在于，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并不允许以个人姓名命名大学。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以及《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设立普通本科院校要经过教育部审批，校名不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不以个人姓名命名，不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学校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域名。
也许筹建者也清楚，最终想让“钱学森科技大学”的命名成定局，并不那么容易。事实上，当地文件中也标注了，是“暂命名”。
“暂”是啥意思？就是这个命名还不是铁板钉钉的事。
问题来了，筹建者以个人姓名命名大学，还提出以钱学森命名的设想，到底是致敬钱老却不懂法规，还是故意想用标新立异的名字吸引关注？
不管怎么说，将筹建的大学暂命名为钱学森科技大学，都暴露出高等教育规划缺乏足够的科学性。
给当地办学提提建议
也许在筹建者看来，暂命名引起舆论关注，就是筹建的“良好开端”了。但从办学角度看，“高大上”的校名并不能说明什么。
国内不少地方的本科院校，近年来热衷更名，从学院更名为大学，在校名中增加时髦的科技、文理、经贸等词汇，以为这可提高学校的档次。但很多更名行为反映了办学理念上的“迷失”：说白了，就是不清楚自己的办学定位，缺乏办学的特色。
更进一步讲，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各地规划高等教育需要坚持科学性，重视内涵建设。“高起点”新建大学，校名当然也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以问题为导向，解决困惑传统公办高校发展的体制与机制问题。
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学校的筹办者也是没办法，在欠发达地区和小地方建大学，就要突破传统思维，借助名人效应、打名人牌。尴尬只尴尬在，钱老和浏阳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有些牵强。
请恕我对此看法无法苟同。依我看，如果是想借名人效应吸引关注，那就是十分有“特色”的追名逐利思维，这不叫突破传统思维，而是把自己限定在传统思维里了。
那什么是现代思维？拿办学来说，就是要找准定位、特色办学。
2005年，钱老提出著名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要回答“世纪之问”，也不是用他的名字命名大学那么简单。欠发达地区和小地方规划高等教育发展，也该多去寻求办学制度的突破，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这是回答钱老“世纪之问”、培养更多人才的关键。
话说回来，县级市想办大学，本身没什么不妥。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但国外不少知名大学就在小地方，甚至在镇上，耶鲁大学就是如此。这些办在镇上的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一流大学，成为学生向往的高等学府，源于学校的办学制度尤其是开放的办学理念与面向社会的募款体系。
在浏阳这样的县级市办大学，要走出新路，也要创新办学模式。这方面，西湖大学可资参照。
2018年，西湖大学成立。要说命名，其校名算不上特别突出。最初舆论关注西湖大学，是因为施一公担任校长等，但在学校成立后，舆论关注的焦点，是该校采取基金会办学模式，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这路子就走对了。说白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国内新建的大学，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抑或是中外合作办学，都不能满足于新增一所与传统高校一样办学模式的大学，而要在办学制度上进行探索、突破。
比起在拿名人名字命名上花功夫，筹办者或许该更多地想想这些，包括办学定位是什么，要实行怎样的学校治理——这些可比学校命名重要多了。
□熊丙奇（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