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新常態需要新引擎

通縮壓力，房價疲軟，增長緩慢，僵屍企業。這說的是日本嗎？不，這說的是中國。

多年以來，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將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日本視為值得警惕的例子。如今，2015年的中國經濟在許多方面跟1995年的日本經濟都很相像。這是個問題，對中共來說尤其如此。過去20年，日本實際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速為1%。如果中國領導人在未來20年只能實現這樣的業績，那麼他們很可能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讓中國領導人慶倖的是，上述類比有些牽強。日中兩國的最大不同一目了然。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陷入多年的停滯時，已然是一個富國。它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80%至90%。儘管中國的增長一直堪稱奇跡，但其人均收入仍遠未達到這樣的水準。以購買力平價(PPP)衡量，中國人均收入僅略高於美國的20%。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較窮的國家更容易縮小差距。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和效率低下——事實上，恰恰是由於這些問題和效率低下——中國卻有相對容易的辦法來維持良好的經濟表現。

我們最好是像習近平最近所做的那樣談談中國的“新常態，而不是拿它去與日本比較。這位中國國家主席去年表示，中國必須“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那麼，新常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直到不久以前，中國經濟一直以10%的年增速飛奔。這一局面現在結束了。部分原因在於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已開始減少，國內流動人口的流速已放緩。隨著工資升高、人民幣走強以及國際需求熄火，製造業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越來越低。新常態下的中國，淨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已變為零。

中國的技術官僚領導人知道這一點。他們正努力引導增長略微放緩——在條件允許時抑制信貸，在失去勇氣時打開水龍頭。去年，中國經濟增速很可能降到了7.5%以下，為25年來最低。今年，增速可能會進一步降低。幾年內，增速很可能會變為5%至6%，而且這還是不考慮會爆發某種系統性危機時的數字。

新常態的第二個特徵是通縮，或者說是極低的通脹。在多年擔憂物價上漲之後，中國政府如今也像其他所有國家的政府一樣面臨通脹放緩問題。去年，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大幅跌破2%。這是去年11月中國央行毅然決然降息的原因之一。

物價疲軟的部分原因在於包括石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走低。不過，這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循環論證，因為正是在中國需求放緩的影響下，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才開始下跌。同等重要的是，中國經濟中的很多領域長期產能過剩，尤其是國有行業。許多國企靠人為的支撐苟延殘喘。於是，鋼廠還在生產著沒人想要的鋼材，冶煉廠還在生產著沒人用得掉的銅。工業品出廠價格(PPI)一連30多個月下跌。住房行業也是產能過剩，導致了去年的房價下跌。新常態將意味著不斷出現重組和破產。

第三個特徵是經濟重心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國有部門是經濟增長的“制動器，民營部門則是經濟增長的“油門。許多民企難以獲得信貸。但由於信貸被吸入生產效率最低的國有部門，債務規模增速仍高於GDP增速。

與此同時，有初步跡象顯示，中國經濟出現了人們期待已久的再平衡。2013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了製造業。投資增速為10年來最低水準。安盛投資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的姚遠(Aidan Yao)表示，去年，消費占GDP的比重超過了固定資產投資。他說：“我們看到正在出現再平衡的跡象，儘管再平衡的速度不像人們希望的那麼快。

對中國政策制定者來說，訣竅將是把資源從公共部門轉至民營部門。中國需要更多的阿裡巴巴(Alibaba)，更少的大煙囪。“經濟增長不再僅靠建東西，要靠提高效率，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駐北京主管葛藝豪(Arthur Kroeber)表示。這聽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則意味著打亂現有格局以及實施痛苦的改革。中國的新常態就是一段由此到彼的旅程。（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大衛•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