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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日本野村房地产开发公司一名50多岁的工作人员自杀。《日本时报》3月5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当地劳工标准办公室终于在两年后得出结论，认为此人自杀是由劳累过度造成。报道说，此人在一个月内的加班时间曾经达到180小时——这相当于每个自然日加班6小时，或是每个工作日加班9小时。
在日本的近邻韩国，同样有着过度加班的“文化”。不过最近，该国刚刚出台一项新政策。韩国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于2月27日通过了《劳动基准法》，把劳动者每周的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缩短至52小时。如果一名员工被发现每周工作超过52小时，其所在公司就将被视为违法。
与韩国类似，不久前《金融时报》报道说，德国最大的工会德国金属业工会（IG Metall）与西南金属电气雇主协会达成协议。为了照顾孩子、患病的家属或老人，金属和电气行业的90万名工人将允许有更短的标准工时，每周的时长将从35小时缩短至28小时，这种时长最长可以享用两年。
据《福布斯》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列出了各国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劳动者的比例。值得庆幸的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的数字令人震惊，在大多数地方，劳动者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的比例仍然相对较低。
按照OECD搜集分析的2015年统计数据，在土耳其，有近四分之一的劳动者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虽然美国有时也会被看作是一个“工作狂国家”，劳动者在假期和产假（无薪）方面遭受着不公平待遇，不过工作很长时间还是一种罕见现象，只有3.8%的人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
然而，亚洲不少国家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声誉不佳。在上面提到的韩国，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的上班族达到22.6%；而比例为9.2%的日本还有个专有名词“karoshi”——这是用来专门描述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术语。
各国每周工作时间在60小时以上的劳动者比例。中国的数据为2009年，俄罗斯数据为2010年，印度数据为2011年，其他国家为2015年。来源：OECD 制图：StatistaCharts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7年的一则报道指出，调查数据表明，有近四分之一的日本公司让员工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而且一般都是无偿加班；更有甚者，有12%的公司让员工每月加班多过了100小时。这些数字很值得注意，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这一门槛，劳动者的死亡几率便会增加。
“他通常工作到赶末班的火车，如果他错过了，就睡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西垣美智代（Michiyo Nishigaki，音译）对BBC描述着她的儿子直哉（Naoya，音译）工作时的情况。美智代说：“最糟糕的情况是，有时他不得不通宵工作到第二天晚上10点，整整工作37个小时。”
直哉一直是母亲的骄傲。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一家日本大型电信公司。他喜欢计算机，这份工作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但过度加班让一些问题浮现出来。“他跟我说他很忙，但他说没事，”美智代对BBC说，“后来他回家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他起不来床，他说：‘让我睡一会儿吧，我起不来，对不起，妈妈，就让我睡会儿’。”
在那两年后，直哉因服药过量而死，年仅27岁。他的死因被正式诊断为“过劳死”。日本的加班文化历史悠久，早在1960年代就被记录在册——但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例让过劳死重新成为焦点。BBC报道称，官方数据表明每年都会有上百起过劳死案例，死因有心脏病、中风和自杀。但活动人士们说，真实的数据比这个还要高。
岩桥诚（Makoto Iwahashi，音译）说，加班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一家公司的新人来说。岩桥诚在Posse工作，这是一家为年轻员工提供热线服务的机构，电话里大部分年轻人都抱怨工作时间太长了。“很悲伤，因为年轻员工认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岩桥对BBC说，“如果你不想走人，你必须（每月加班）工作100个小时，如果你要退出，你就无法生活。”
然而，超长的工作时长真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吗？《卫报》2015年的一篇报道援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专家李长安的话报道说，“加班加点不利于员工的健康，不会提高生产力和效率”。在他看来，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得不长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同行，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效率仍严重落后于这些国家。
《卫报》3月1日的一篇报道称，一些发达国家的周平均工作时长要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数，但他们却保持着非常高的生产力。BBC报道称，日本的劳动力工作时间在七国集团里是最长的，但生产力却是最低的。
《卫报》201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生产力（单位时间的产出）是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而提高的。福特汽车的工人被发现，只要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他们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而对于那些从事脑力工作的人来说，情况可能更是如此——谁能在精疲力尽的时候给出最好的想法？
或许我们可以在缩短工作时间的情况下，做完同样多的工作。20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说，“时间可以缩短，而产量保持不变……这个道理可能从来没进入过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头脑。”
日本的活动人士认为，解决该国过劳死的唯一方案就是对加班员工的工作时间进行法定限制。然而，这种法定限制的可行性有待观察，而且韩国新的工作标准时长已经遭到了企业的反对。
日经亚洲评论2月14日的一篇报道说，在采取了缓解高压工作文化的措施后，日本广告与传播集团电通公司的收入虽然依然保持增长，但年度运营利润却成下降趋势。由于2015年一名24岁的女员工自杀，电通遭受了公众的谴责。
BBC报道说，这名一个月内加班超过100小时的年轻人在圣诞节那天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那之后，该公司CEO山本敏博（Toshihiro Yamamoto）开始尝试改变公司的企业文化。
电通在2017年增加了近300名员工，并将部分办公室流程自动化，这些成本总计7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2亿元）。今年，该公司还将为工作改革拨款13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据悉，电通今年可能会增加大约200名员工，并继续采取相关措施，比如最近已要求员工必须在晚上10点前回家。
实际上，日本政府去年就提议将每个月的加班时长限制在60个小时以内，但是在“繁忙时期”允许企业将这个时间提高到100个小时——这已进入过劳死的危险区。批评人士称，政府是以牺牲员工的利益来优先考虑商业和经济利益。
“日本人依赖政府，但他们被背叛了，”研究过劳死现象30年的学者冈山浩二（Koji Morioka，音译）说。与此同时，还有更多年轻的劳动者不断死去，死者家属的支持团体也不断加入新成员。
失去了唯一儿子的西垣美智代认为，日本正在杀死它应该珍惜的员工。“公司只关注短期利润，我的儿子和其他年轻人并不讨厌工作，他们有能力，他们想把工作做好，”她说，“让他们有机会在没有过度加班或健康问题的情况下工作，国家才能有幸拥有他们。”
（来源：界面）